描写开讲了党课谢春涛心得体会实用(六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描写开讲了党课谢春涛心得体会实用一

大家好！

特别高兴今天来到《开讲啦》现场，咱们有句俗话，叫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我这个君子平时都是动手的。在舞台上呢，当然我们都是用音乐跟大家沟通。音乐，对一个人来说，它会让你的心灵有很多的感知、感受，它可以让你在看世界的时候，有更多的视角，可以感受到世界给你更多丰富的情感。我其实特别想说，没有音乐的人生是遗憾的。我真的是特别感恩我父亲，他能够让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音乐。我还记得在我们家里，小时候，我父亲收集了很多黑胶的唱片，七十八转的。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唱机，你们太年轻了。那时候家里能有一个唱机，是很奢侈的事情。那个七十八转的黑胶唱片，它一面基本上只能放几分钟，不像现在的这个cd呀，或者是usb储存，可以储存很多很多东西。那时候一面只是几分钟，所以你想一个，比如说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我记得是要这么厚一摞。我就记得我特别痴迷于去放这个唱机，我就看着这些唱片啊，柏林爱乐乐团的贝多芬，又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我就特别兴奋，听着这些音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特别开心。这些唱片直到现在，还在我们青岛的家里放着，是我们一个非常珍贵的回忆。

我现在真的是特别幸运，能够在全世界各地，给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的人们来演奏，非常地开心。但是我更开心的是，我能够去把我们自己的中国的作品，能够带给全世界的观众。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家，我们还是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我经常说，如果中国的音乐家，你不去推广自己的作品的话，谁去帮你推广。

我演奏的最多的一个曲子就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它其实完成于1958年，是探索小提琴演奏民族化的这么一个课题，然后也想西洋音乐民族化，交响音乐民族化，这么一个课题。我们在演奏它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因为它是根据中国的这个五声音阶来的，越剧的唱调来的。我们这个小提琴是根据七声音阶的这个结构来设计的，所以拉外国曲子很容易，那个把位啊，各方面都是很准确的，都是很规范的。但是拉到中国曲子以后，像音准啊，跳跃的东西啊，就变得比较麻烦。而且就是说跟外国乐团演奏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外国的这些音乐家，他是很职业的，他拿到一个曲子，他就是看音符，所以他并不理解这个《梁祝》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一开始去国外，演这个《梁祝》的时候挺费劲的，因为我每次都要给他讲这个故事。而且那时候吧，这个故事还不太好讲，因为它还挺复杂的嘛，那时候我这个英文也不够好，所以给他们讲很长时间，总算他们就弄懂了，懂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表现得比较好。后来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我就跟他们说啊，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这是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莉叶》，这个行，他们一下就懂了。我也不用说两年同窗什么的，又要抗婚等，这个就太复杂了。但是我说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化蝶。因为化蝶是《梁祝》一个重要的思想表达，对于爱情，对于自由的一种向往。那《罗密欧与朱莉叶》没化蝶啊，我说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浪漫的，但是你还得给他们稍微讲一下，是什么呢？就说中国人对于情感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是比较含蓄的。祝英台喜欢梁山伯，她最多就是暗示他，对吧，也没说出来，但《罗密欧与朱莉叶》不是的，他是在阳台底下喊的，对不对。西方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是比较直接的，所以在它的音乐当中，其实也是的，而且它是比较曲折，比较丰富的。所以你在演奏的时候呢，也相对是要比较含蓄一些，把东方人的这种唯美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得好一点。

对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来说，这个滑音就是变得非常麻烦，这样吧，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问一下，你们知道滑音是什么吗？就是这么一滑，这是滑音，这就是个滑音。西方音乐，它就直接滑，但是这个《梁祝》里，它有很多种。像刚才这个，它是个小三度的滑音，跨了一个三度，有的时候它是抹音，没有三度，它只是回了一点。然后有的是从中间滑，有的是从底下滑，所以就是这个滑音啊，对于国外的音乐家，就是个很大的难题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听国外这个提琴家演奏《梁祝》，觉得不中不外的，就是觉得不地道，其实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滑音。滑音他没掌握，因为他就没听过越剧，也没听过中国的音乐，他怎么知道这个滑音怎么滑，所以这个滑音，还是要教他们的。包括有两段，小提琴和大提琴的这个对话嘛，每一次排练，我都要单独跟这个大提琴家要练好多遍。他光听吧，也不能够完全掌握，也需要我告诉他，就是这些滑音啊，应该怎么去做，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具有戏剧效果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我记得陈刚老师（《梁祝》作曲家之一）曾经跟我说过，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我们组织了一场很大的音乐会，是在洛杉矶好莱坞碗型剧场，那是个很漂亮的剧场，依山而建，观众其实是往山坡上去的。当时这个演出，现场有差不多两万多观众，这个《梁祝》，我这个主旋律一起来，那个掌声就从半山坡，哗就滚到台前了，那在一般的音乐会上是没有的。一般音乐会，我们拉着是不能鼓掌的，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自豪，听到了自己民族的非常著名的曲子，也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得很快，我们都在求快、求变、求新，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现在都是变得非常快，扯都扯不住。我觉得在这个时候，音乐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心灵上的抚慰，让我们沉淀下来，让我们能够去更好地感受生活当中的这种美好。很多人觉得音乐，尤其是这个古典音乐，太深奥了，太高高在上了。其实古典音乐没那么高高在上，从了解它，到真正地理解它，其实你就是少了一个从陌生到接触，然后再到熟悉这么的一个过程。我们音乐家其实就应该给你们创造这个过程，希望音乐能够永远伴随着你们，也希望在今后，我能给你们带来更多美的音乐，谢谢大家。

描写开讲了党课谢春涛心得体会实用二

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筋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是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筋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

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所以这样粘下来，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

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题目呢，就是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

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所有交大航空系毕业生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个机会。由于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苏联只是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

到了沈阳我们组建了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认为要组织这么个队伍，必须从工作实践里边培养，一开始就动手设计飞机，在设计飞机里面遇到了问题再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样呢，他选择了一个飞机的方案，说先设计一架喷气教练机，那么这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就让出机头来为将来设计飞机可以放雷达。他让我做那个气动力的组长，就整架飞机的气动设计，都由我来负责。我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飞机一点基础都没有，何况要设计进气道，而且要两侧进气，当时对我来说是相当难。

还好徐舜寿同志他们的朋友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最近看到一篇英国的航空学会的会刊最新的一期，那里有一篇专门讲进气道设计的。我刚到沈阳才一个多星期，还都没安顿好，我立刻就又回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招待所到北航，那路还没修好，我借了人家的自行车骑过去，而且看那个图书，因为那个杂志啊，白天别跟学生干扰，所以都在晚上，那骑车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