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满意度评价心得体会精选 社会评价满意度调查(6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社会满意度评价心得体会精选一

放在我面前的第一幅照片，拍的是大会主席台。台上直垂的幕布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人错落相叠的画像，六面鲜艳的党旗分别挂在两侧。主席台上就座的，由右向左分别是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任弼时、朱德。任弼时作为大会秘书长，正站在麦克风前主持大会。主席台下只拍了第一排，那是会议工作人员的座位。左数第三个着深色服装者就是我，只能看到项背，正俯首以速记符号记录主持人的讲话。至今我还珍藏着中共七大职员证（号码一六五）。

放在我面前的第二幅照片，是延安时期中央办公厅速记室部分同志合影。虽天长日久，但我一看照片，就能回忆起所有人的名字。由右向左，第一排是王晋、杜晓彬、冯玉兰、周昆玉；第二排是郭腾云、薛振声、刘飞霞、施铸英、夏鸣；第三排是张树德、王宾、周恪、卫文秀、刘继光。当年，我们风华正茂，后来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有的因长期积劳成疾而病故了。如今幸存者，也都已是耄耋之年了。这幅照片拍于１９４４年，距今已经６４年了。作为一个８６岁的老人，我看着这两幅照片，仿佛又回到了那魂牵梦绕的延安，激动不已，心潮难平。这里，我仅就那个时期有关速记工作的所历所见所闻，回忆并记述下来，以飨后人。

速记工作的开创

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共首脑机关驻地，各种会议很多，这一时期速记工作开始创建。

１９３８年以前，延安没有速记工作机构，也没有速记人员。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给大家讲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其中也讲到了速记工作。他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讲话的时候，有几十名俄文速记员在现场记录，会议一结束，就把斯大林的讲话整理出来，排版印刷，很快发给参加会议的人阅读。

１９３８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召开七大。当时议定要在短时间内召开，需要一批文稿记录人员。于是，１９３８年就办起了第一期速记培训班。后七大推迟召开，但速记的应用，却从此时开始了。

张霁中是一位从北平来到延安的爱国青年。他在北平学过“汪怡式”速记，中央调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青年党员王仲方一起来办速记培训班。张霁中任教员，王仲方任支部书记，从抗大、陕北公学选调了１０名男青年、１０名女青年。这期培训班四个月就结业了。１９３９年，由武承宗负责办第二期培训班，学员约３０人。武承宗既是教员又是支部书记。后来又发现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施铸英在南京学过速记，是“炳勋式”的，又把他调到中央办公厅速记室。施铸英水平高，记得也很好，是速记室的骨干。我们做速记工作的同志，一般都把这个时期称作速记工作的开创时期。

１９３９年春，张树德从中组部党员学习班调到中办速记培训班学习，班主任就是武承宗。他们两人相处中，武承宗感到树德很聪明，性格活泼，兴趣广泛，处事老成持重，有主见，学习勤奋。培训班学习结束后，就把树德留在中办秘书处做速记工作。那时作速记记录，为了力求准确，一般为２至３人同时记，树德则因为手头快，中文底子好，能独立作战，从符号译成汉字也很清楚，所以常常被安排一个人独立执行任务。著名作家茅盾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曾暂居延安，有一次他给延安文艺工作者讲话，就是派树德去给他作速记的。茅盾对记录稿很满意，不料他把速记整理稿弄丢了，就让树德再给他整理一份稿子出来。树德很快又整理了一份稿子送给他，茅盾喜出望外，还通过中办秘书处向树德表示感谢。树德勤奋好学，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还写得一笔好字，工作又认真细致，因此常被派去为任弼时抄写文稿，整理材料，起草函件，任弼时很喜欢他。任弼时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久，树德被选为任弼时的秘书。

速记在工作中得到广泛运用

速记在党的工作中被大量运用，是在１９３９年以后。当年速记室的主要任务，是记录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在各种大小会上的重要报告和讲话。如：１９３９年毛主席在延安宪政运动促进会上的讲话、延安民众讨汪会上的讲话等；刘少奇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朱德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会上的讲话；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后给延安干部作的报告；周恩来几次从重庆回延安所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等。１９４２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速记室的工作围绕着整风运动展开，记录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报告。此外，１９４５年以前西北局高干会议、陕甘宁边区党代会、群英会以及中央各部委召开的大会我们也去记录。

１９４５年七大召开时，为了记录准确无误，专门成立了记录科，科长是廖鲁言。下设一个汉字股，由刘秀峰负责；一个速记股，由张树德负责。参加速记股的，是当时速记室的全体同志。我们记录了毛主席及中央其他同志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大会上所有人的发言。

我手头有一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除了《论联合政府》是在大会上的书面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用速记记下来印刷的。有的还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这是党的速记工作兴旺时期。

１９４３年，为了准备七大的召开，需要再补充一批速记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抽调去学习速记的。我学速记，没有参加正式的培训班，是在资深速记员周昆玉指导下，完成速记训练课程的。有一次，毛主席作报告，要作速记记录。领导就让我去。实际上，这次记录是让我去实习，领导怕我记不下来，还同时安排了一名老速记员和我一起记录。这次毛主席报告的题目是《组织起来》，时间是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

整风期间，毛主席还抽看过我们这帮青年人的学习笔记，其中张树德的笔记就被抽看过。看后有的还有批语。离开延安时，不许带，这些东西都交组织保存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党的七大召开了，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的记录工作。我记得，彭真作为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大会开幕的时候说：“我们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平均年龄３０周岁，我们党已经是壮年了，党更成熟了。”毛主席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书面报告，会上发给各位代表，毛主席没有照本宣读。他只拿着一个提纲在会上作了口头政治报告，讲得非常生动形象。

七大召开前，彭德怀从前方回到延安。彭德怀要总结华北工作和“百团大战”经验教训，组织上就调我去给他作速记。他口述，我记录整理。他说，七七事变后，半年华北即沦为敌后了，我军深入敌后。在华北近８年血战中解放了多少人口，建立了多少根据地，八路军发展了多少倍，民兵有多少万，毙敌伪军多少等，他如数家珍。当谈到“百团大战”时，他的叙述变得十分缓慢，反复思考，不断修改。看得出他思想有些沉重和矛盾。有一天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有一个人进来打断了我们的工作。当时的热门话题，是“抢救失足者”。说起“抢救运动”，彭德怀就很生气，说：“有同志来找我证明，从太行山回来的同志有什么问题？”他右手一挥，说：“他们都是好同志！”

我为彭德怀记录不止一次。１９４４年秋，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的南下大军，到豫鄂湘粤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请彭德怀作报告。这次报告也是我给他记录的。彭德怀很兴奋，话讲得很长、很多，至今我记得还很清楚。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自己的“童年泪”。他说自己小时候要过饭，没有鞋袜穿，唯一的“肉袜子”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抗战胜利后，速记技术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经过延安的发展，速记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速记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开赴前线，人员分散了，速记技术也被带到了各个解放区。

我在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主办过一期速记培训班，使速记应用的范围更大了。这应该是党的速记工作发展的第三阶段。

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有些做速记工作的同志调到北平军调处，刘继光就是其中一个。刘继光很精干。他参加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时的速记工作。当时国共两党加上美国人，共同成立了军调处。军调处的组织形式是，上边有个三人小组，我们这边是周恩来，国民党方面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是三个委员，我们这边是叶剑英，国民党方面是郑介民，美国方面是罗伯逊。下边是三个参谋长，我们这边是罗瑞卿，国民党方面是蔡文治，美国方面换了好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