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纪录片心得体会和感想 观看革命先辈事迹后感想(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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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革命前辈纪录片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 ,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那么,18世纪的法国人民何以对如此宽容的有如此巨大仇恨,力图要将曾充斥自己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呢?对此,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找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应该说,燃气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要自命来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十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教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高特权、最有优势的地位。”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与模型,因此,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摧毁教会机构。正因为如此,教会才成了革命的目标,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并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大革命与农民
法国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负担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早已不存在这种现象,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始自于大革命),
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小地产主,那么大革命为何首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者说,“为什么革命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①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通知”,②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所以,鉴于此,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会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③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
有关革命前辈纪录片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著作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来论证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性。
《新民主主义论》是借《中国文化》出版之际写出的,可见应该对于文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分为一下几点来说: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先进的思想家、革命家为了解决救亡和发展问题,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毛泽东高瞻远瞩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纵观中国的国体问题,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都是行不通的。在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以此为基点,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并明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反帝反封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它是达成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过渡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套适合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就国就亡的革命理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它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取得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理论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这套先进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如果没有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就成了空中楼阁。因为特定的社会形态首先表现为经济形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经济作出分析,认为被破坏的自然经济、软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占的不平衡经济,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从而得出了引导中国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实施的经济纲领——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实行“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和“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的经济政策。先进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毛泽东的远见为中国的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篇幅最长的是建设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正是因为这种新文化的指导,中国从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论》集中体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革命胜利后构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伟大创举。它指导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新希望。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有关革命前辈纪录片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用100年的汗水和鲜血谱写的篇章,今天我只能提纲性地概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我把讲的内容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的党史。第二部分是建国后的党史。建国前的党史可分为五个阶段: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早年革命活动时期(1919.5—1923.12);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1924.1--1927.7)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④抗日战争时期(1931.9—1948.8);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建国后的党史也分为四个阶段: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②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③文化大革命时期;④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其早期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它从诞生时起,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奋斗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统一的,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发动和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推动人民革命运动新的高潮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中国社会
自从1840年英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不但运用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手段,对中国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压迫,还极力保持中国封建的剥削形式及其的上层建筑,把中国地主阶级作为它们的统治工具和支柱,阻碍和破坏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处于危难之中。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广大人民如何才能当家作主,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大批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呐喊,在寻求救国之路……
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代皇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为了帝制,积极投靠帝国主义,野蛮地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地屠杀革命人士。从此,各地军阀纷纷割据,中国完全沦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这就是建党前的中国社会现状。
(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大批有识之士在寻求救国之路,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胡适等大批人士,他们倡导民主、和平、自由,抨击封建礼教,传播西方文化。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影响最大,它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使工人运动迅速掀起,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同年三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经李大钊介绍又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在中国建党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同年秋至1921年春,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湖北;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谭平山、陈公博在广东;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方面的活动,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建议上海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因法租界巡捕搜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十二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陈独秀因事没有参加,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纲还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大会最后选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英明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也就焕然一新。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发表了宣言。并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清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为: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党主义社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2年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的高潮,全国发生罢工一百多次,有几十万人参加。它的直接领导和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成立,书记部的书记是刘少奇。这次罢工影响最大的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惨遭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接受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于本年一月十二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会体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同时指出:“绝对不能与国民党合并”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原有组织和严格的集中领导机构。大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战争
早在1922年8月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即向孙中山说明了关于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屡遭失败,正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不顾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孙中山赞成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经过一年多筹备,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这次大会还选举了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等共产党员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经过这次大会,国民党实际上已经被改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二四年五月在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努力,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干部,建立革命武装,对于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六月,国民革命军先后进行了二次的东征,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六年初,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还建立了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国民革命第四军独力团,使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掌握了部分的革命正规武装。由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原大部地区黑暗透顶,一九二六年二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北伐。北伐战争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它的主要敌人是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共约七十万军队,当时广东国民政府共有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左右。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方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长驱直进。首先消灭了吴佩孚,然后消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统一了全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中,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部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的功劳。
(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窃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成果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早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就已分裂为左右两派的争斗,1925年8月,坚决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著名领袖廖仲恺被反动派所暗杀。戴季陶极力排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蒋介石也加紧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陷割共产党人,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处。5月,蒋介石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须交出名单等等。面对蒋介石的篡权阴谋,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使蒋介石的阴谋步步得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派反动军队收缴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占领上海总工会,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举行抗议又遭到血腥的镇压。四月十五日蒋介石又与广东反动派同谋去广州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校和工人纠警队的武装,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一时期,我党优秀的领导人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等先后英勇牺牲。
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革命群众纷纷发表讨蒋声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向中共中央写了“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但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已经形成。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的关头,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未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同时,仍寄希望于汪精卫,特别是大会仍选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在会后仍然继续执行右倾路线。党的“五大”并没有能够担负挽救革命的任务。党的“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危机更趋严重而表面化,汪精卫集团利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出种种宣言和训令,攻击和镇压工农运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接着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但陈独秀等竟以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推住汪精卫。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还通过决议,更进而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至使汪精卫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7月10日根据共产党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免除了陈独秀的职务。7月13日中央发表了时局宣言。揭露汪精卫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政府。致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
这个时期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7年8月至28年底。党主要是发动和领导各地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力量得到初步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29年1月至31年9月。主要是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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