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述评范文 近代科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九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精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述评范文一

治史之法，似乎能够分成两种，一曰“以我注史”，二曰“以史注我”。以我注史者，专注史事之研究，必须有确凿证据始可言之，目的是为了给今人留下历史的真实。以史注我者，乃是于历史中探寻梦想，实际上是为了继往开来，给今人开启发展未来的门径。

我以为，这两种方法没有高下之分，只在于读者自我读书的目的。而对于本书来说，自然是取后一种。

记得上中学时，历史教师曾对我们说，因为林则徐早死，所以没有被派去围剿太平天国起义，从而保全了名誉。谬矣！太平军为祸之烈，举世罕见，仅有中学教材为了树立未成年人的三观才把世界搞的黑白分明。学生学的历史教材过于脸谱化，这是培养三观的需要，但到了年岁长一些，应当多涉及一些其他资料。

其他史书讲史事时，不会夹杂其他的史事，另外，讲中国史的不讲国际，讲国际史的不讲中国，割裂不明，难以畅通。但本书不一样，比如讲太平军时，还讲了太平军对于清朝与外国之间战与和的影响，令人思维为之一清。就像小时候先学中国历史，但对于涉及外部的一些事总有些疑惑，待之后学习了世界历史，才算明白。

作者在书中喜欢说“如果”，但我以为，历史大势，浩浩荡荡，绝不是一两次“如果”能改变的，但对于书中记述的时代精英们的努力，不免悲壮。

读本书，看到近代中国因愚昧僵化而错失种种良机，不得不扼腕切齿，怒其不争，恨其无知。

时势造英雄，英雄促时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分主次，也不必分主次。或者能够说，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分清，但对整体而言是分不清的。

变通是必然的，阻碍也是必然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一人一时之误，甚至不是满清朝廷的错误。那里有一个论点，中国积弱，是地理原因造成的，中国的周边太过闭塞，与外界不相连通，虽然号称礼貌古国，实际是礼貌世界的边沿地带。如果有边界危机，中国还能够发奋图强，但就在于清朝几乎统一了中华礼貌圈，有清一代，中国边界总体安稳，于是导致了近代的衰败。

满清之亡，非亡于革命党。实际上国家衰败不堪，各地异心早起，偏偏主少国疑，于是纷纷借着革命的招牌独立。

但不管怎样说，清朝总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对于革命党而言，流弊太多，导致野心家四起，中国大乱，无怪此刻有人说孙中山革命是日本人的阴谋。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远东只需要一个合作者，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中国的虚弱完全暴露出来，这不单是对日本战争的失败，更是在国际上的彻底失败，所以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合作对象，而俄国人抢占东北领土，更正式开启瓜分中国的风潮，从此偌大中国，瓜分豆剖，任人分食。

各个国家中，俄国要的是土地，英国要的是利益，而日本，最需要钱财来壮大自我。因为一场甲午战争，中国人没有被惊醒，被惊醒的乃是日本人，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去不回头。

另外，本书附录中有“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从葡萄牙发现好望角开始，又讲了明朝下西洋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不一样等等，抽丝剥茧，将近代中国积弱的原因娓娓道来。

所谓“大变局”之类的词，实际上，仍然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如果不明白根究，就无所适从了。所以学习历史，应当本国史和世界史对照学习。

外国的风云激荡不能在中国激起一点风浪，这或许能够作为“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另类解读，中国近代的衰弱已经注定。所以中国衰败，虽然令人挽伤，但并不可惜。

附录中另有“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将主和派的琦善塑造为一个明白中西差距并想要忍一时之辱奋起直追的有志青年。作者以为举国皆醉而琦善独醒，太过。但读完此文，个人认为，琦善算是中人之才，只是举国醉得太厉害了。

琦善的杯具在于，他和世界相贴合，却与清廷不贴合，而清廷不与世界贴合，足以将琦善的努力湮没。琦善领先清廷一步，所以终被贬黜；清廷落后世界一步，所以就要挨打。

精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述评范文二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6.8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