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诗心得体会总结 关于战役的诗歌或美文(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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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战争诗心得体会总结一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文史参考》半月刊上撰文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国内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因此外部有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数字。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20世纪80年代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

徐焰介绍说，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此外，战争期间根据解放军后方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

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148977人牺牲。但这一数字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也未包括支前民工。

徐焰还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统计，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此后，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徐焰表示，考虑到一些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记者杨铁虎）

主题战争诗心得体会总结二

我们不要轻视我们先人的智慧，古希腊在公元前4-5世纪，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智慧就让我感到震撼。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历史巨著，不仅记录了希腊半岛爆发了这场长达27年(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战争释放出关于人类自我救赎能力的终极思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面镜子，即便是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的今天，这面镜子依旧会映现出人类社会深陷暴力、战争和无休止的纠纷中，我这个高中生，仰天长叹，呜呼，人类为什这样不可救药和沉迷不醒?我知道我的这种悲观微弱得犹如深夜里一声虫鸣，但是，即便是虫鸣，作为生命意义也要发声，让我的思索从悲观开始吧，让我的进取在悲观中获得理性的力量并成为人类正义和理想的行动。此刻，夜空群星灿烂，有虫儿在窗外歌唱，恍惚中，修昔底德这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先贤，已从书中走出来，羽化为长髯飘飘的仙者，对我说，青年人，一切思索都来自于痛苦，我思故我在，思索吧，不要怕上帝发笑，上帝微笑着看着你。顷刻，修昔底德影子一样隐身到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页里，古与今，中与外，我的思维在辽阔和沉寂中徜徉，我看到从书页中升腾着人类智性的光焰，照亮这个夜晚，照亮这个世界，照亮我无眠的诗思，上帝曰，要有光，就有了光，我真的感到此刻要有光就有光的感觉，老实说，这光不是来自上帝，而是来自修昔底德和雅典的黄金时代。

修昔底德目睹了雅典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自然，他的笔底下就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这让我想起《红楼梦》，在东方，通过对一个家族由盛而衰的真是记述，曹雪芹的笔下依旧隐含着关乎人类命运的巨大忧伤，两个伟大的灵魂不约而同社会体制对人类命运的亵渎。让我的思绪还是回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情境中，修昔底德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是爱恨交加，虽然经历2500年的历史沧桑，我们也会同修昔底德一样，面对雅典人对民主政治所表现出追求正义的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而砰砰然心跳不止，什么商定城邦大事的公民大会，什么五百人议事会，什么陪审法庭，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三权鼎立，”什么差额选举制、任期制、比例代表制，2500年后的今天，依旧是民主政治的常规形态，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置身于其中的修昔底德理所当然心存赞叹和陶醉，也许雅典公民大会的首席将军、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话代表着修昔底德的心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之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两千五年后的我们，如果不怀有偏见，也会赞佩伯利克里们对人类民主事业的贡献，也会惊叹雅典对公权管理而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不过，拨开重重迷雾，我们无不遗憾地说，命运就这样捉弄人，黄金时代的雅典，竟是盛也民主，衰也民主。在古希腊公元前4—5世纪，雅典帝国的兴盛源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第一次希波战争后，雅典以对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实现对其他城邦贸易上的优先分配权，赢得了在同盟中绝对的领导权威;一个是雅典以严谨而优雅的民主体制，焕发了国家的活力和对城邦稳定的控制力。不过，我的注意力始终在关注雅典帝国的民主建设，雅典的民主建设经历了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里克利时代四个阶段，不过，雅典的民主政治不断从少数贵族向新兴工商业者的“主权在民”的方向延伸，生而平等，主权在民，作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政治经验和思想智慧固定下来，成为一种雅典的模式，于是雅典也就有了雅典是希腊的学校、雅典也是人类的学校的美誉。

表面上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温情脉脉的，体现了“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我们应当清醒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奴隶制体制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民主政治，在民主的华丽的外衣，隐藏着种种社会不公和体制上的罪恶。首先，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少数贵族的统治工具，雅典的公民只能是城邦里成年男性贵族，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刚刚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公元前431年，雅典的人口总数大约40万人，其中享有公民权仅有4.2万人，而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多达35.8万人，有投票权的公民和无投票权的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的比例为4.2:35.8，加上受经济等条件限制，能够参与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少之又少，将妇女、奴隶和外邦人等大多数人排斥在外，可见雅典式民主奴隶制的本性和“人的尺度”上的荒谬性，离“生而平等”的人的尺度相距甚远，因而，说到底，雅典式民主不过是奴隶主享有特权的有限民主。

雅典式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发育的过程中，其经济来源是靠对其他城邦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人生而平等，种族更应该生而平等，而雅典对其他城邦却是生而不平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20-30年，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雅典依靠执掌提洛同盟的领导大权的强权，规定各同盟国的年贡金为460塔兰特，公元前454年，同盟金库由提洛岛迁移至雅典，单是库存备用金达8000塔兰特之多，而且每隔四年，就调高各同盟国的贡金，而同盟国的贡金实际上成为雅典城邦扩建海军、重建雅典城市、负担公职津贴等的巨大财源。此时雅典人老牛了，一方面吹嘘自己的民主政治，并强制向其他城邦输出;一方面用向上百个提洛同盟城邦的贡金，推进和维持雅典帝国的繁荣和霸权，一个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竟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我们试想一下，雅典的强大和繁荣，不正是对生活在雅典土地上努力的剥削和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掠夺而获取的吗?所谓的市政广场、议事会厅、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公共工程，哪一个不是对提洛同盟人民血汗的压榨呢?按照人性的尺度，伯里克利时代所谓的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是不是具有反人类的性质，而交付贡金的同盟国的人民苦不堪言，不断积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