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免听申请书简短 复旦大学重修免听申请(3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推荐复旦免听申请书简短一

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在20xx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言。

我时常在思考，开学为什么需要一个仪式?仪式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多数仪式都是为了创造一种庄严圣洁的氛围，让人能够超越日常的琐碎事务、深刻省思自己来到此地的使命。

我要讲的题目是“未来属于创新者”。

公元1486年，一位36岁的热那亚人来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来寻求一笔风险投资。当他跟当时西班牙最富有的一对夫妇进行谈判后，那对夫妇对他的商业计划书始终疑虑重重，谈判以失败告终。这位热那亚人走出这对夫妇的府邸时感到无比绝望，他充满幻想的商业计划不仅在英格兰、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无法得到资助，而且在西班牙也失败了。然而，时隔六年之后，就在他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刻，那对夫妇派人找到了他——他们最终决定资助他的商业计划。他，欣喜若狂。这位热那亚人名叫哥伦布，他的商业计划是要发现新大陆，那对夫妇则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尔一世和国王斐迪南二世。数月之后，哥伦布率领他的船队发现了美洲。由此，新的全球史得以展开。哥伦布，是创新者。

事实上，世界正是哥伦布这样的创新者推动的。

当查尔斯·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那还是一个上帝创世说主宰的世界。达尔文是创新者。

当亚当·斯密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时，欧洲还是一个盛行重商主义的时代。斯密是创新者。

当福泽谕吉力主“脱亚入欧”时，日本还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摇摆。福泽谕吉是创新者。

顺便说一句，如今查尔斯·达尔文、亚当·斯密、福泽谕吉三人的头像都印制在英镑、日元的纸币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对他们的认可。

当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的第一篇论文时，那还是一个牛顿力学范式所支配的物理学世界。爱因斯坦是创新者。

当孙文呼喊“创立民国”时，中国还是一个皇帝统治的国家。孙文是创新者。

当马相伯老校长1920xx年以自有资金创办复旦公学时，中国还只有官办大学与教会大学。马相伯是创新者。今天的我们，依然受惠于这种创新的恩泽。

当吴敬琏、厉以宁这一代经济学家30年前呼吁市场经济时，中国还在是否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道路上徘徊。吴敬琏先生是复旦校友。吴、厉是创新者。

这些创新者要么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要么直接增进了社会的福祉。

同学们，今天开学了。所以，对诸位来说，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

作为一名复旦教师，我不担心你们的智力，你们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我不担心你们的努力，你们早已养成了勤勉进取的习惯;我也不担心你们的能力，你们多数人都能用有限的资源去达成关键的目标。我惟一担心的是，你们是否具有成为创新者的勇气?!

如果一篇论文、一部专著和一项研究，几乎得到所有同行的赞同，那么这样的作品很可能没有提供任何新理论、新方法与新事实。要知道，新事物的诞生，通常都会遭到质疑与嘲笑，甚至被视为异端。然而，异端往往是创新的征兆。并非所有异端都是创新者，但所有创新者一开始都可能被视为异端。如今的主流，都是曾经的异端;今天的异端，也可能是明天的主流。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他人的赞同而感到欣喜，因为我们或许只是附和了成见;我们也不必因为他人反对而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或许正在给一个领域开创新路。

短期中，创新者可能会遭遇重重阻力、面临种种挫败、甚至使自身置于险境。有人会告诉你这个不可能，那个做不到;这个不正确，那个有风险。但是，长期中，世界的未来正是创新者所形塑的。

对诸位同学来说，在既有的世界中努力奋斗，无疑也有望成为优秀的人，但这种优秀不过是在既有秩序中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位置。惟有创新者，是开创新世界的人，是新事物的催生者、孕育者、推动者和成就者。长期来说，世界今天的样子，不过是一代代创新者一路行走的足迹。

今天，同学们从中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到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坐在前排的教师们对你们都抱有很大的期待。《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又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今天既有的一切终将消逝，未来属于你们这一代，未来属于创新者。

谢谢大家!

推荐复旦免听申请书简短二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在这里说几句话。今天正值教师节，接到学院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开始想应该说些什么?这时，我才忽然发现一个不期而遇的巧合，就是今年是我进入新闻学院工作整整二十周年，也就是我从教整整二十周年的纪念，新闻学院84年的辉煌历史，我也见证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岁月。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1993年的初秋，不记得是否也象今天这样阳光温煦，只记得怀揣尚未捂热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证书，也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图书馆旁边的老文科楼二、三两层，新闻学院所在地。当时的院长，丁淦林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堆满书报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看着我的眼睛，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从中文系来的，没有经过新闻训练，你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到媒体去实习，培养“新闻感”。于是，我怀揣着张骏德教授给我开的介绍信，开始闯入到上海电视台著名的“新闻透视”栏目组，跟随记者四处采访;几个月后，我又闯入“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开始跟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后来，则是中央电视台……，并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合作，这是我对中国传媒业参与式田野调查的开始，这要归功于新闻学院的传统。由此，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也与中国的电视发展与新闻发展结合在一起。

1993年，当时复旦新闻学院的广电专业尚未建系，虽然我们广电专业1984年在全国就率先创立，但是在我进入新闻学院的时候，广电只有专业主任张骏德老师，光杆司令，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兵。现在张老师已经退休，我也成了广电系的老人，真是令人感慨。岁月匆匆，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也已经上大学了，可以在现场与大家坐在一起了。从那时到现在，广电系在各位老师的努力下，在全院的支持下，获得了新的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我来说，真正的起点却是在丁淦林老师的办公室开始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无痛苦地被-迫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象牙塔里走出来，从所谓小资趣味里走出来，来面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的发展与变革，并从中寻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在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