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国家理念

　　中国历朝历代，都在讲述“忠君”的故事，可讲来讲去，“忠臣”还是寥寥无几，有那么几个，也都肝脑涂地，成了历史的悲剧。奸臣倒是层出不穷，就像是剪了还要长的小葱。

　　民间叙事里的“忠”与王朝的要求有所不同，它要犯上，要从道不从君，为民请命，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的“忠”，与王权的国家本质犯冲。王权主义不允许王权之外还有别的存在，岳飞一句“还我河山”，就冒犯了王权国家的本质，被“莫须有”处死。岳飞是“忠臣”，秦桧呢?何尝不是“忠臣”?一个是民间叙事里的忠臣，一个是王权国家本质的忠臣。岳飞死了，满足了国家本质的要求，但民意的压力，王朝也不能不考虑。时过境迁，为岳飞平反，国家犯罪，也要有人顶替，顶替的人，就是“奸臣”。

　　有了“奸臣”来顶替，王权国家的本质，就依然还是天理。传统民间叙事，并未否定王权国家的本质。秦桧被人唾弃，当然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忽略王权国家的本质。抓奸臣来顶缸，将王权本质的恶，归结到某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去，这样，就用针对个人的道德批判，掩盖了恶的根源。

　　历史，是人类的“认识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无知，而不能动不动就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作为认识前提和行动依据，不能动不动就“参天地”、“究天人之际”，代民意立言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零丁之叹

　　到了文天祥时代，国破山河在。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于民间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那文天祥竟然上书，要朝廷放手，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国可以亡，但王权国家的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让。可文天祥，却从民间起兵了，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武装来擒王。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你自己”，在历史面前，我们应该学习苏格拉底，承认无知，而不能动不动就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作为认识前提和行动依据，不能动不动就“参天地”、“究天人之际”，代民意立言的王者自居，王权国家的本质其实就埋伏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零丁之叹

　　到了文天祥时代，国破山河在。一个死到临头的小王朝，还紧抓着王权国家的本质不放手，对于民间抗战，作了种种阻扰。可那文天祥竟然上书，要朝廷放手，放手让各地抗战，放手让人民抗战，可朝廷就是不放手。国可以亡，但王权国家的本质不能丢，王权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宋何以亡?亡就亡在人民手里没有枪，王朝一投降，人民惟有忍让。可文天祥，却从民间起兵了，居然还率领义兵——人民武装来擒王。人民有了枪，还没有打跑敌人，就已吓坏了君王。君王对他讲，你不是不怕死吗?别打仗了，快给我去议降。

　　文天祥去了，但他议和不议降，被元人掳了北上。他说自己被掳时，就有求死之心，之所以隐忍以行，是以天下尚有可为。当时，北兵虽破临安，但江淮尚能一战。故北行至京口，他便逃走，自以为“中兴机会，庶几在此”，欲约江淮诸将，告北兵虚实，以图“连兵大举”。但他却被人误会，“扬州昨夜有人来，误把忠良按剑猜”，差点把他杀死。不出王权国家本质的思域，那只能猜忌他有谋反的嫌疑。他在《〈指南录〉后序》里，谈起这一段死生经历，说自己有22次差一点就死去，故有“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的悲叹。

　　他一路南逃，回江西，再举义兵，可还是不容于小朝廷。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他想让两支武装合兵一处，可谁听取他建议?只好自领一孤军，转战闽、粤、赣，终于兵败被擒。

　　当时没人问他，后来也没人问，他究竟为何而战?如为朝廷而战，朝廷不战，他为何还要战?皇帝已降，他为何不降?因为朝廷之外，还有他心中的祖国在，朝廷亡了，他要尽忠祖国。

　　被俘后，元将张弘范来向他劝降，他椎心泣血，赋血诗以明其心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