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家废名及其作品通用 近代文学作家的名字(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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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近代文学家废名及其作品通用一

关键词：鲁迅；外国文学；翻译

中国第一套《鲁迅全集》的主编蔡元培先生在为此书所做的序言中，对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作如下评价：先生阅世既深，有种植蝗碳蝗涛诺氖率担约河钟幸恢掷硐氲氖澜纾袒染茫且煌虏豢臁５思炔├蓝中橹裕杂谑澜缥难ъ抑髌罚兴酝撸×康囊埔耄砺鄣挠新强ǘ够蚜古捣蛑兑帐趼邸返龋词档挠邪⒍景纤绶蛑豆と怂缁萋苑颉罚昀碇端阑炅椤返龋栊蠢硐氲挠邪尴如婕捌渥髡咧暗龋既耄媸乔诹恕蔡元培：《鲁迅全集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这一概括无一字虚夸，符合客观事实。自1903年译出法国雨果的《哀尘》起，到1936年临终前赶译俄国果戈理的《死魂灵》止，鲁迅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上，努力始终不懈，共译出14个国家、近一百位作家的作品，总字数超过三百万，和他的创作数量大体持平。

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热忱，源于他对翻译文学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有着清醒且深刻的认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鲁迅是如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使之成为启迪国民思想觉悟，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武器的？研究鲁迅对外国文学的选择，并由此探讨鲁迅的期待视野是笔者以下要做的工作。这一工作分两部分进行：(1)整理统计鲁迅1903至1936年间外国文学的翻译情况；(2)以前者的统计结果为依据，探讨鲁迅在同一时期内对外国文学的期待视野。

一、鲁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1903-1936)

对于鲁迅在1903至1936年间对外国文学翻译所做的选择必须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文学体裁。首先，从文学体裁的角度看，1903年至1936年鲁迅共译文学作品206篇，体裁涉及小说、戏剧、诗歌、杂文和童话，翻译面非常广泛。表1是笔者对鲁迅在翻译过程中的体裁选择所做的大致的总结：

表1鲁迅的外国文学译作体裁(1903-1936)

小说戏剧诗歌杂文童话总计

外国文学译作823434137206

百分比39.8%1.4.9.90%

从这些数字看，小说译作高居翻译之首，受到鲁迅最大的关注。诗歌、杂文、童话分居二、三、四位，但三者之间的差距甚微，在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中占有几乎相等的重要地位。戏剧只有3部译作，其在鲁迅对外国文学翻译中的地位远远不及前四种体裁，显得微不足道。鲁迅对不同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热情与冷淡是与他自身文学创作上的努力相一致的，因此，鲁迅的创作倾向由其对外国文学体裁的选择中可见一二。

(二)国别文学。从国别文学的角度出发，笔者对鲁迅1903至1936年间外国文学(小说、戏剧、诗歌、杂文、童话)的翻译情形作了一个统计。如表2所示。

表2鲁迅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总表(1903―1936)

国家小说戏剧诗歌杂文童话总计

俄国(苏联)43253080

日本111133156

法国5229

德国22

美国11

英国1616

波兰11

西班牙16117

匈牙利7613

芬兰22

荷兰213

奥地利22

保加利亚22

罗马尼亚11？11

总计14国823434137206

14个国家的总计206篇文学作品得到翻译，其中有一部小说译作因鲁迅没有提供线索，笔者无法核查其作者、国别及出处，在表中用问号“？”表示。

在206篇被译的文学作品中，占据最大板块的非俄苏文学莫属，其次是日本文学，而第三位应归西班牙、匈牙利、芬兰、荷兰、保加利亚等国文学，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弱小民族”或“被压迫被侮辱”民族的文学，英、美、法、德文学则居于末席。

鲁迅对外国文学所做的体裁以及国别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眼光的落点在哪里？这些都是与他自身的期待视野有密切关联的。

二、鲁迅的期待视野

鲁迅对于不同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有着不同的视野，值得关注的仍然是具体的数字。

在小说体裁方面，译者的眼光集中在俄国，有43篇译作，占小说译作总数(82)的52%。西班牙居次，有16篇译作，占总数的20%。日本居三，有11篇译作，占总数的13%。

在戏剧方面，只有3部译作：俄国戏剧《桃色的云》和《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日本戏剧《一个青年的梦》。

在诗歌方面，英国居首位，有16首译诗，占总数(43)的37%。其次是日本，有13首译诗，占总数的30%。匈牙利居三，有7首译诗，占总数的16%。在杂文方面，日本受到最多关注，有31篇译作，占总数(41)的76%。其次是俄国，有5篇译作，占总数的12%。

在童话方面，俄国最受重视，有30篇译作，占总数(37)的81%。匈牙利居次，有6篇译作，占总数的16%。

这里，鲁迅所做的选择是与他引进外国文学的目的密切相关的。鲁迅主张文学创作“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他“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鲁迅：《致董永舒》(1933年)，《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引进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引入新思想、新文学，从外国文学中吸收滋养，以外国文学为师。

从鲁迅对外国文学的接受视野看，这些文学创作上的导师各有其用。小说方面，鲁迅最为推崇的是俄国的译作，认为“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鲁迅：《〈竖琴〉前记》，《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从这些“为人生”的作品中他“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鲁迅主张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以“为人生”为主流的俄国小说自然极为契合鲁迅的标准，加之中俄国情上的相似，使俄国小说十分贴近中国现实，这进一步加深了鲁迅与俄国小说之间的共鸣。因此，俄国小说被鲁迅视为了文学上的导师。

居俄国之后的是西班牙小说，共16首译作，全部译自巴罗哈的小说，其中又是什么引起了鲁迅的重视呢？鲁迅在为这些小说所撰写的译者后记中明确指出自己译介的目的并非为着文学的乐趣，而是因为作者的技艺。这里，引起鲁迅重视的作者的技艺指的就是巴罗哈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看来鲁迅通过翻译小说想要向国内的创作界输入的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小说内容、小说形式，也包括新的写作手法、小说技术，这些均为他所重。

戏剧方面的导师，在鲁迅看来应来自俄国和日本，因为仅有的三部译剧就是译自这两国的作品。

诗歌方面，英国虽然以16首译诗居首位，但这16首作品采取的是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的翻译方式，并非鲁迅的独立翻译成果。而居次位的日本，其大部分译诗都出自《谷虹儿画选》，鲁迅译介这些诗作主要是出于对美术的兴趣。因此，英、日两国都不能视为鲁迅在诗歌方面主要的学习、借鉴对象，以7首译诗居于第三位的匈牙利才是鲁迅在诗歌方面的外来楷模。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翻译的7首匈牙利诗歌均是裴多菲的作品。裴多菲是位极具影响的爱国诗人，他以诗歌作为反抗外族侵略、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其诗歌中所体现的爱国激情和革命精神看来对鲁迅有很大的吸引力。

杂文方面的外来楷模，在鲁迅眼里应是鹤辅，有20篇译作，居外国被译作家之首。鲁迅认为鹤见辅的杂文在观察世态，评论人物方面“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鲁迅：《〈思想山水人物〉译者题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以草木虫鱼、酒色财气为主题的小品文日趋没落的背景下，鲁迅通过对鹤见辅的作品的翻译，为他所大力提倡的杂文写作提供了可观摩的成功范式。

童话方面，俄国和匈牙利居突出地位。这两国译作的内容都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强烈地讽刺与揭露了社会与人性的弊端，主题上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其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看来是其受到鲁迅所重的关键所在。

从以上所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鲁迅对不同体裁的外国文学的接受走向虽然不同，但是接受的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希望以外国文学启迪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激发人民改革社会的革命精神，同时，在文学方面想“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鲁迅：《木刻纪程小引》，《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从他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中，可以清楚地触摸到他理想中本国及本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能够十分确凿地证明外来文学于他重要的启发、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译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5]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精选近代文学家废名及其作品通用二

（一）内容繁杂与课时不足的冲突

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文学自觉发展到元明清及近代，已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除了传统的赋、诗、词、传奇，又出现了元杂剧、南戏、散曲以及类型丰富的明清小说等。加之随着经济的发达与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了这一阶段，藏书数量有了空前的提升。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体类型还是数量都较前代更加繁杂。比如古代诗歌方面，提及古代诗歌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唐代，可是就数量上而言，“元代有数百人的诗文集流传至今，明清的诗文别集达数千种之多，一部《明诗纪事》就辑录了四千多人的作品，约为《全唐诗》所收诗人的两倍，清代的诗文作者更是逾万。”再比如古词方面，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全盛期可谓是在宋代，但元明清时期的词的数量却是远胜于宋代的，叶恭绰所编的《全清词钞》就辑录了清代词人三千余家，这比唐圭璋所辑《全宋词》收录的作家多了近两倍。那么如此繁多的内容，在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下需要112 课时来完成教学。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学校都无法做到这个要求，而基本停留在50到80 课时之间。那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要将繁杂的知识点讲授清楚，按照传统的“讲授加划书”模式就很难做到了。因为时间不足只能讲授重点篇目，其余部分尤其是近代部分，只能让学生在教材上划重点。如此教学会导致学生对于本部分文学史脉络不清楚，造成学生文学史认识断层，无法进一步提升其学术意识。

（二）传统讲授式与“95 后”学生心理特点的冲突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方式多是采取单纯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往往采用“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由此以来，导致学生难以进行知识和能力的自我建构，往往在一学期结束时，随着考试的结束也将所有的知识全部留在了教室。同时这样也使得课堂教学缺乏应有的活力与生气，加之现在的大学课堂主体是“95 后”，95后虽属于90后，但其本质与90 后有很大而不同。作为第一批出生于网络信息时代的人类。95 后就像网络信息一样，更加活跃、多变，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变强，但是精神集中度下降。也就是说，传统的一味讲授会造成，教师在讲台上仍旧讲得眉飞色舞，可是学生的心神早已到了“诗和远方”，所以近几年才在高校理论课程教学中，兴起了“段子式”教学。这种段子式教学就是应对95 后学生而出现的，旨在学生听课集中度下降时，教师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段子”，突然转变教学方向，以提升学生的精神集中度。所以说面对着如同网络信息一样的95 后学生，如果依旧使用传统单纯讲授式进行教学活动，尤其是进行古代文学教学，必然不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通用教材片面化与学术教学深度化的冲突

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材，大量院校使用的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套教材是目前较为权威、全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纯只使用这一套书，这套书存在着知识点流于表面的问题。例如说在本教材中，对于《水浒传》主题思想叙述部分，正文中仅采用了传统“忠义说”，引用部分简单设计到了“农民起义说”、“市民起义说”、“忠奸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