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篇心得体会感悟及收获 中国新疆的心得体会(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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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新疆篇心得体会感悟及收获一
1、牢固地树立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之路。随着急剧的社会转型,新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早在20世纪初从西亚、南亚一带传入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回潮及民族分裂主义的大肆活动。20世纪80年代初,南疆的喀什、阿克苏等地先后发生了由民族分裂势力煽动的群体性骚乱。80年代中后期,乌鲁木齐市又发生了多起在别有用心者鼓动下的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主的游行示威事件。这些严重干扰了新疆改革开放的进程,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危害了新疆的
社会稳定。1990年4月发生在阿克陶县巴仁乡的反革命暴乱事件,突出反映了“三股势力”正在合流。他们采取暗杀、爆炸、纵火、投毒、抢劫等手段向我人民政权进攻,目标针对少数民族基层干部、爱国宗教人士、解放军及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普通汉族群众。境内外“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破坏能量大大增强。这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稳定,也对我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在全疆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江泽民指出:“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才取得的共识。”“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新疆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一论断有着切身的感受,因而也就牢固地树立起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2、认清三股势力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
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政治上、思想上都对新疆的社会产生过深远的恶劣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分裂势力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大肆煽动反汉排汉,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新疆“独立”,搞什么“东突厥斯坦国”。这30年来,每年都有一些民族分裂组织团伙被我公安机关破获。从1990~2001年,新疆“三股势力”制造的暴力恐怖案件多达200余起,造成各族群众、军警官兵、基层干部、爱国宗教人士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事实证明,民族分在这个问题上,新疆干部群众的认识有一个逐步统一和深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民族分裂势力挑起的一系列群体性动乱事件,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提出了“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这一论断。1990年“巴仁乡反革命暴乱”事件后,自治区党委在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1996年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新疆稳定工作的专门文件,旗帜鲜明地指出:“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通过广泛、认真、深入地学习,全疆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迅速统一到党中央的论断上来,从而为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3、对“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
自治区党委紧紧依靠公安政法机关、驻疆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对“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给予坚决打击,重点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取得了一系列战果。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定了新疆局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斗争经验,并作为与“三股势力”斗争的一条重要原
则。“三股势力”策划的很多暴力恐怖活动在准备阶段就被我们侦破,每年都打掉一批民族分裂组织团伙。经过多次血与火的考验,我们完全掌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保证了新疆大局的稳定。1997~1999年,自治区党委连续三年从自治区级机关单位共抽调了15000多名各族党员干部,分赴“三股势力”活动猖獗的县(市)乡(镇)和重点村进行集中的整顿治理,这一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实践证明,新疆稳定的形势是“打”出来的,对“三股势力”必须坚持严打,决不能手软,要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
4、.高度重
意识形态领域是我们与民族分裂势力斗争的又一重要战场,它涉及文化、教育的很多部门和广泛的人群。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自身的特点,这场斗争复杂而隐蔽,难度相当大。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了对宣扬民族分裂、歪曲和杜撰新疆历史的“三本书”的批判,开展了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研究。从1992年起,在大中专院校学生中开设了以正确阐明新疆历史、新疆民族史、新疆宗教演变史为宗旨的《新疆地方史》课程,在全疆中小学开设了“民族团结”课程。从1997年起开始,对大中专教材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清理。2002年在教育、文化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再教育。对“三股势力”渗透比较严重的学校,派驻了专门的工作组进行整顿治理。与此同时,不断加大对教育、文化系统领导干部的培训、对各族干部群众的教育。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批驳民族分裂势力散布的种种谬论。这大大提高了各族干部群众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自觉性。在中央的支持下,大力建设抵御西方反华势力对我西藏、新疆进行广播渗透的“西新工程”,积极开展广播电视进农牧民家庭的“村村通工程”和图书报纸送到各族农牧民手中的“东风工程”,使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广大农牧民中。这些宣传工作,使“共产党好、祖国大家庭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人民解放军好”的主旋律响彻新疆大地。
关于中国新疆篇心得体会感悟及收获二
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百科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关于中国新疆篇心得体会感悟及收获三
根据xxx党工委下发的文件要求,我参加了地区、县委组织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视频报告会并带
中国新疆篇心得体会感悟及收获 中国新疆的心得体会(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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