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信息公开解读心得体会实用 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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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政策信息公开解读心得体会实用一

目前，我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针对一些贫困地区，国家加大了扶贫力度，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坦白说精准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大工程，需要各个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才能将扶贫这项工作做好。审计机关作为其中关键的一环，如何在新时期转变思路、创新方法、全力服务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成为当前审计机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2.1认真贯彻基本方略

2015年12月15日，“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扶贫办主任刘永福表示：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就是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这项基本方略的实施，变革了现有的扶贫思路和方式，更为形象地来说，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就是将“输血”转变为“造血”，来实现贫困地区的自主脱贫。以往扶贫项目的重点放在了gdp的增长上，现在要转变为注重脱贫的成效，也就是说要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好。前文我们提到了精准扶贫政策主要涵盖了“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其中六个精准包括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包括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2.2精准扶贫、脱贫的工作方案

按照《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和《2016年工作要点》明确进度安排，不断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深入推进“五个一批”，扎实开展十大扶贫行动，深化社会参与扶贫，实施好“直过民族”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瞄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最困难的地方、最贫困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解决深度贫困摆在优先位置，集中力量打攻坚战。还要建立扶贫项目资金整合和监管机制。抓紧出台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具体意见，把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集中整治和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防止扶贫资金“跑冒滴漏”。

3.1是适应新常态的内在要求

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适应新常态、践行新理念，在此背景下，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审计部门作为重要的基层职能机构，要深入分析新常态，深化审计重点，强化跟踪审计精准扶贫等重大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情况，将改善民生作为工作重点，提高精准扶贫的实效性[1]。在新常态的新要求下，要与时俱进，转变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助力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实，帮助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致富。

3.2是实践“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要求

“五大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开放、绿色、共享、协调，这些是新常态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就要根据这些理念，本着解决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遵循以人为本，践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开创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局面，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已进入了“十三五”时期，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和收关期，扶贫攻坚应取得阶段性成果。所以，全面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工作，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同时也是贯彻统筹分配、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

3.3是实现精准脱贫目标的保障

从顶层设计来看，精准扶贫是一项较为全面的政策，也被称为“点穴式”扶贫，其主要内容涵盖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五个坚持”等多个层面。精准扶贫的关键点在于解决扶贫中的难题，突破以往扶贫的瓶颈，将扶贫具体落实到特定的困难地区、特定的困难群众中。审计机关的工作就是要及时跟进产业扶贫措施的落实情况、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帮扶跟进机制的建设等各方面的内容，只有审计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时效性显著提升，才能保障整个扶贫工作成效，帮助真正贫困的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4.1完善精准扶贫审计新机制

在新形势下，精准扶贫政策的跟踪审计工作必须具备较高的时效性，这就需要完善审计新机制。具体来说，一是要对审计项目进行系统化的规划部署，对审计项目的思路、重点、方法进行细化，提高审计方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确保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有效落实；二是要提高审计整合工作的协调性，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自身的特点，开展跟踪审计时要准保把握扶贫地区的优劣势，实现审计工作的多维度融合，针对审计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和重点实现，要做好及时沟通与协调工作，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强化跟踪审计监督效能；三是全面梳理、总结、分析审计工作的经验，以及相关的工作情况，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转变跟踪审计理念及审计方式，切实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2加强高素质、高水平審计队伍的建设

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效率和质量离不开审计队伍的支持，审计人员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高审计的职业化水平，引进新的技术方法，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积极为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贡献力量。具体来说，审计队伍的建设包括：一是建立健全审计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以工作能力、学习能力为基本标准，构建能上能下的任用机制，确保干部能够正确引导审计工作。二是加强职业化建设，优化审计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审计专业技术资格制度，尤其是基层审计机关，需要进一步加快审计职业化建设。审计工作其实是一项涉及学科很广的工作，包括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才能做好审计工作，所以针对在职人员，必须强化教育培训工作，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审计队伍。三是坚持依法文明审计，加强审计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审慎客观，文明规范，取信于群众、社会、党和政府。四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审计管理系统，高度重视跟踪审计过程中关联数据的分析，有机整合数据分析与实地审计工作，以精准的数据分析为基础，制定相应的审计方案，有效提升审计水平。

4.3加强精准扶贫的跟踪审计监管

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的结果应做到及时报告、依法公开，让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能够及时了解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情况，可以利用如微博、微信等现代化的通信平台来及时公布审计结果，尤其是对政策不落实，或是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应重点报告并提出相关建议，通过公开、公正、透明的信息发布，加强精准扶贫的跟踪审计监管，将扶贫政策落实到位。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政策跟踪审计是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实现脱贫目标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深入研究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努力做好审计工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完善审计新机制、加强审计人才培养、加强审计监管等措施，希望论文所分析的内容能够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些帮助。

【参考文献】

【1】胥毅.新常态、新理念下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研究[j].审计与理财，2016（10）：16-17.

描写政策信息公开解读心得体会实用二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科举、建新学为起点，正好大约一百年，并被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鲜明地一分为二。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变动，教育制度一再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一个相当特殊的个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的。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标志着近代教育的脱旧入新。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行“以党治国”，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育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构建了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育系统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得以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与“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军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高潮，初步建立起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各类学校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提倡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变革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和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正式的、独立的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制。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提学司，各厅州县设劝学所，各县官立、公立、私立的各类小学堂都归劝学所主管，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成立教育部，教育部直隶总统。教育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三司一厅。此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本精简原则，循民主集权制思想进行。机构极为简单，除总长、次长为政府任命，其他工作人员概不呈请任命，均称部员。此后，教育部组成几经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的建设，主要围绕教育机关的独立设置及获得较大的事权。民国初年，大多数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下设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司设司长1人，由省长推荐，大总统委任。教育机关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后，教育司被裁撤，仅在政务厅下设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发《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教育厅，设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厅下设3科，各置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的教育行政，经历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的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行县教育局建制，市乡由教育局酌划学区，每学区设教育委员1人，受局长指挥，办理本学区教育事务。并规定县教育局设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董事5名，除县视学1人外，其余依据条件选举产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实行了一项重大的教育行政改革，是实行大学院和大学区制。中央撤消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构，下设以大学院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及专家学者组成的“大学委员会”，为最高评议机关。省市教育行政则实行“大学区制”。即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单元，每一学区内有一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理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事宜。大学区设评议会为最高审议机关，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员、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组成。

   这一由蔡元培发起的改革，反映其“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以学术化代官僚化”，由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采用合议制）。但这场改革实行一年多后即告夭折。1928年8月，蔡元培辞职，11月，大学院重新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止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有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为理想过高而人谋不臧，欲使教育行政学术化，结果反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以大学统率中小学，忽略中小学实际需要，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导致中小学居于附庸地位，而遭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气氛下比较浪漫的制度变革的尾声，此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整之中。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充实完善，从1928年12月公布《教育部组织法》起，至1947年公布的第10次《修正教育部组织法》而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督学室、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国民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边疆教育司、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总务司、会计处、统计处、人事处、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置“专门委员会”。教育部专门委员会始设于大学院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多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国语推进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国民教育辅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门委员会根据需要建立，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领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交议事项”。成员多为各领域知名专家，如按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委员25人至40人，其中对教育研究有经验之国内学者占20人至32人，在华从事教育多年著有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以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公布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委员制，下设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掌理的事务为：各级学校事宜，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及学术团体事项，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等事项，其它有关教育行政事项。教育厅虽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不同，但机构较大，人员较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有所提高。这一省区教育行政制度一直实行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的教育行政，又经历一番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公布的《县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