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社会契约论读后感(通用8篇)

尽管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契约理论体系，但也引起了许多论者对从逻辑体系到细节操作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诸多的质疑，认为卢梭的语焉不详、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内容，但这也是卢梭自相矛盾的关键之处，就公意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他有时将普遍意志解释为普遍幸福，但我认为普遍幸福如何能为有限的人类察知，也是不清楚的;另外，在公意的标准上，即谁具有权力来判断公意的是非。

他有时试图把公意与多数人的决定划等号，这就意味着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但我可以肯定他并不这样认为，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卷，卢梭反对“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他说：“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秩序的。”但之后的论调中他又主张“不服从共同意志的人应当强迫他服从，也就是强迫他自由”。怎样强迫不服从公意的人去服从呢?卢梭的回但是：“投票的大多数是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这是契约本身的结果。”于是又退回到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道路上。书中前后论证互相矛盾，这也不失为论证中的一个逻辑漏洞。有时，按照他的说法似乎公意通过意见分歧相互勾销的办法自动表现出来，但这现实的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做到。

卢梭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政府”。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那政府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依靠外力，自我培养和吸引进入尽可能多这样的人，那才算是一个好政府。

《社会契约论》实在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由于本人只读了一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但我认为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是作者对于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映射。这些世界或美丽，或简陋，但是当你读懂作者的一刻却一定是充满感动的，那种感动是灵魂上的共鸣，是无与伦比的魅力。《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虽然卢梭一直谦虚地认为《社会契约论》只是自己在以前不自量力从事，而后来又放弃了的一部长篇著作的摘要，是一篇简短的论文。但是我认为《社会契约论》是西方近代史上的一本伟大的思想著作，因为卢梭的这本书最早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政治权威与法制、民主。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饱受摧残的书籍。在1762年，卢梭这本著作一出版就遭到禁毁，并且在日内瓦和巴黎被当众焚烧，官方和教会人士也对这本书大加指责，甚至连同一时期的大哲学家、文豪伏尔泰也对这本书持有偏见。但是随着欧洲近代史上的反对君主独裁的民主政治革命的暴发，人们开始承认了这本书的地位和正确性。卢梭可以说是当时唯一一个敢说不让国王掌握主权的政论家，有人去这样评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的问世，在政治理论上实现了一个大的突破，它推翻了国王的宝座，驱散了君主的幽灵，主权在民的新学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使备受压迫的人民开始觉醒，知道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对于一本受到这样高评价的著作，我在一个暑假里只能说自己是粗浅的阅读了几遍，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这本书的精髓，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见解。

卢梭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从两方面写起的，一是民主，二是法制。而通过这两方面的深入论证也提出了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即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谈到这里，我要说一下自己对于卢梭书中政治权威的理解，卢梭书中的政治权威并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为政治的权威，而是要引申理解为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因而在自然状态下是不可能存在政治权威的，根据卢梭书中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理想的，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存在的。卢梭在这个问题上参考了另一位思想家、法学家格劳修斯的理论，在书中对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如何产生的，作了如下一种阐述：政治权威是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才能让人民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而让政府得到了一份合法的政治权威。

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围绕合法的政治权威是否存在，对于民主和法制两方面都有很多精彩的思想存在。首先，在民主的问题上，卢梭在书中主要是对直接民主进行分析说明，这里我们暂且先不谈卢梭观点里对于间接民主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仅仅从卢梭对于直接民主的描写和卢梭对民主的推崇就可以看出卢梭对于民主有着先进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直接参加政治活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的民主方式，这是民主产生的最初形态，也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所认知的民主。卢梭在书中对于民主制有这样的描述：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对于民主的认识是很现实的。卢梭认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卢梭的民主观点与雅典民主实践中体现的民主基本是一致的，其先进性在于对人的民主权、法治、权力制约、公民意识等等思想的分析。局限性在于小国精英式的民主，缺少对于大国平民的民主认识。那些基本原则或理念一步步发展成为了今天民主建设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尤其是人民主权原则对近现代民主作出的贡献是根本性的。现实中的代议民主制，虽然能够基本切合当今的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足，卢梭在书中就指出代议制只能代表“众意”而不是真正的“公意”，众意只是诸多个人意志的集合，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公意则能更好的代表民意，是正确并且不可摧毁的。如果说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对直接民主制是一个进步的话，它也仍然是在继承了卢梭的基础民主理论，只是通过变换民主的实现形式，从而使民主运作更加切合实际，以此弥补直接民主的实行上的不足。卢梭的民主理论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从卢梭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理论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对民主的完美期待。他使我们认识到完善民主的路途是没有尽头的。真正的民主是极难成功实现的，我们所做的只能是在先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实践不断努力，希望民主的光辉最终笼罩人类社会。

首先，我认认真真把这本晦涩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地方甚至反复读了好几遍，尽管这个过程对于我而言十分的艰苦，但即使如此，我依然坚持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艰涩难懂。

这本书大概就是想通过一大堆冗长的论述来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人生而自由，由于人们生存的需要，于是通过订立一种契约，来建立一种作者称之为主权体的东西，建立主权体，又是为了维护主权体内内每个人民（主要指原来签订契约让渡自己的一些权力的那些人。）的人身和财产等方面的利益，但是如果国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也就是原来契约中说要维护权力让读者利益的这一要求.)，甚至是与这一要求相违背，那么，契约就失效，人民有权通过推翻国家来收回自己原来让渡的权力（作者认为，契约一失效，人们就立马恢复到了原来的自由状态，因为人生而自由）。这就是书里面大概想说的观点。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不少的西方历史史实以及其他相关内容的作品。然而，一方面，我对于西方的历史，就了解的并不详细，举个例子，书中第一卷就提到了奴隶制，对于这种制度，我的认识仅处在只知道西方有奴隶制这种层次，但具体是怎样的奴隶制，在奴隶制之下发生了什么事件，西方人对于这种制度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一无所知。他举的这些例子我基本上就不大了解。另一方面，他在里面提到的那些书和作者的某些观点，我也基本上未曾听说过。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十分吃力，我觉得这是由于知识结构不兼容的缘故。我过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历史，我又偏向于明史，在哲学上，我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对于西方哲学，我也仅仅只有粗略地了解过西方哲学史。我觉得，阅读的过程，也是读者自身的知识体结构与作者的知识体系之间交流的过程，若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知识结构相差过大，这种交流往往难以达成，当然，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读者的知识结构虽然难以与作者的知识结构进行交流，但读者可以从作者的作品中吸收到了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或许对于读者会有所启发，与读者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这一点，或许就是我这次阅读有所收获之处。

以上为整体的阅读感受，接下来让我从各章节中找出一些能够与我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的部分来淡淡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卷。

本卷主要谈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这样一个过程，并指出了公约的根本条件。

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

本章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强力并不能带来权利，但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但人们对于强力下的服从并不具有义务，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作者在这里把权力分成了合法的权力和强力权力，人们对于合法的权力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这种权力构成了权利，而强力迫使人们被迫服从，人们对其并不具有义务，因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在这里，权力与权力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经常把二者混淆，读完这一章后，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区别了。合法权力与强力权力的区分又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代对于导之以德与导之以刑观点，虽然仔细追究，中西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可以把西学中更合理的观点赋予到中学的解释之中，让刑法与德礼之辩拥有更理性而明晰的内涵。

第四章论奴隶制。

本章有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观点。战争决不能产生不是为战争目的所必需的任何权利。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武装力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人们就有权杀死敌方的武装人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杀死敌方武装人员与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一旦敌方武装人员解除了武装，那么此时，他将不再属于敌方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杀死他与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再有关联，因此，别人将不再有杀死他的权力。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杀降不祥”的原理。这个观点也成为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不杀战俘原则的伦理依据。但在本文中，作者希望以此来论证奴隶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另外，在本书的第二卷第四章论生死权中，有个与之有关联的观点，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处死那些罪犯。作者指出，由于罪犯的罪行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攻击社会的公共权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