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论自由读书笔记摘抄及感悟(汇总13篇)

《论自由》被密尔认为是其最有生命力的著作，原因在于这本书成为了一种单一真理的教科书，这一真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而愈加突出：性格的多样化对人类和社会及其重要，让人类可以向无数的、乃至相冲突的方向充分发展。洛克证明了政治自由的合理性，而密尔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把自由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了个人领域。

密尔《论自由》的目的在于界定群己权界，提出了关于自由的两个原则：个人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国家或社会如果要干预个人行为，唯一的动机是社会保护。在这两个原则的支配下，任何个人的行为，在不涉及他人的情况下，他成了个人的最高主权者。因此，个人自由成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边界：你的自由，我的边界；我的自由，你的边界。自由的含义体现为严复所归纳的“自为造因，自受报果”。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当中，自由的意义则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个人自由拥有的不被他人干涉的空间，是个人对自己行为的充分自主，对行为结果的自我承担。在个人自由发展的环境中，个人的独立性不断培养出来。个人拥有的自由保证了个人不需要对权力的唯唯诺诺，国家对个人空间的不干预，使得国家对个人的思想不能一致化。密尔在《功利主义》中提出，快乐分为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高级快乐是精神上的快乐，而低级快乐是物质上的快乐。人们只要经历了这两种快乐，就会更加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而非仅仅追求物质快乐。因此，自由提供给个人的是精神上的快乐，是个性的自由发展。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人区别于动物正是在于人是会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对自由的渴望，是每一个人本能的需求。

自由对个人的充分发展，更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是人类幸福的基础。功利主义认为，幸福是人们追求的唯一目的，而幸福也是多元的，自由、正义、美德、诚信等等都是实现幸福的手段。自由所实现的当然是“最大多少人的最大幸福”。密尔写到，“一国当中，人们性格的多样化，然后国家才有具有活力。”个人自由培养的独立性的个人，是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的重要基础。自由社会带来的是自由的、异质化的个人，异质化的个人带来的是思想的创新，人们智力水平的提高。因为在专制社会中，个人根本无自由可言，权力对思想压制有本能的爱好，这种压制带来的是众多同质的愚民。愚民是专制者巩固权力的手段。因此，人民越是独立，国家越是强大。迪尔克姆认为，分工越细，个性越鲜明，每个人对社会和其他人的依赖性越深，因而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个人自由是异质化个人的保证，异质化个人是形成一个有机社会的条件。霍布豪斯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懂得进步不是一个机械装置的问题，而是解放活的精神力量问题。好的机制必须能够提供渠道，让这种力量通行无阻，使社会结构生气勃勃。

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确立，是对国家的一种约束。密尔看到了民主政治中，少数服从多数所产生的“多数人暴政”。专制的武断是可以看得见，但多数人暴政带来的后果却总是在无形当中，其影响是所有人都难以逃避的。可以说，多数人的暴政产生的恶丝毫不亚于专制产生的恶。多数人暴政在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作为同时代的思想家，密尔在《自传》中坦言，对多数人暴政的论述受到了托克维尔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意识到了民主政治中多数人利用民主的工具对少数人自由的压迫。密尔对个人自由的呼吁，目的在于防止群体对个人的干涉，损害个人的自由。《论自由》提出的两个原则，是对群体和个人权力界限的划定，更是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对群体权力的约束。个人拥有的对自身行为的自主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不得随意侵犯的权利，要求国家权力作为群体组织对个体权利的尊重。

个人自由对群体的约束，使得国家的职能须重新界定。密尔对实现自由要义的要求是政府“代民之谋不若听民自谋”。民众之事，让政府来做，不如让民众自己来做，因为最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他们知道怎么做最合适。如果民众所以的事情都需要政府过问，那么政府的权力将会越来越大，这样势必对剥夺个人的自由。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自由的实现需要个人权利的可捍卫，国家权力的可控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提出，国家的职责是为正常健康的公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为确保个人的自由，政府所做的是提供一个个人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密尔认为，国家最重要的天职在于扶植国民，培养他们独立自治的能力。为促进公民独立自治的培养，国家权力必须下放，赋予地方权力更多的自治性，鼓励基层民众自主管理。这也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所发现的：美国民主的要义在于地方自治组织的发达。

19世纪是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年代，各种自由学说不断涌现。密尔对自由理论的阐述，之所以在如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恐怕在于个人自由是每一个人发展都不能或缺的，这是“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这样一种渴望没有地域之分，没有民族之分，它仅仅是人们内心最本能追求，是对黎明前黑暗的一声呐喊。自由就像是一束光，对生在光明中的人们如此司空见惯，但对黑暗却具有强大的穿透力。

约翰·密尔的经典著作，看之时感悟颇多，虽然都是些琐碎的杂感，但也不妨写下来看看。

密尔的观点其实不多，粗略的整理一下也就如下：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概而言之，密尔认为思想不应该被禁止，无论好坏与否，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思考的权利。少数者的主张也不应该被打压，要允许他们有说话的权利。个人自由不应该伤害到他人权益，否则社会有权利剥夺个人的自由。

个人很喜欢密尔关于自由的阐释，在书中作者不断的在思辨，在讨论自由和自由的限度究竟何在，该怎么划分等等。言自由，其实最想讲的是密尔所言的自由精神，中国缺的就是自由的精神。之前看奥威尔的现代经典《1984》，看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本伟大的政治预言性小说，奥威尔想说的或许很多，而我们能从其中得到的也很多。极权主义是真实存在着的，且在每时每刻压迫者我们，只要我们追求自由的脚步不停下，只要是走在走向自由的路上，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是自由的。我喜欢那句话：不踏出第一步，你永远都到不了远方。

密尔在书中反复的思辨着个体自由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到底该怎么界限，他认为当个人自由不侵犯到别人的权益时，集体或国家就无权干涉该个体的自由；而一旦个人自由侵犯到他人的话，国家就有权利剥夺该个人的自由。我们的承认密尔的伟大，我私底下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秘诀。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不该伤害到他人。国家有权利，但是也不能平白无故的伤害我们。密尔认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而言，个体是应该受社会的管制的。而此种特定情况只出现于当个人的一些行为影响到别人，或者说伤害到了别人的合法权益之时，社会才有资格对该个体进行管制或惩处。除此之外，社会是无权干涉个体的自由的。即就是说，当个体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时，社会便无权干涉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应该得到保障。这个和卢梭的那句经典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密尔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假使全体人类减一执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持相反意见，这时人们要是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是人类沉默更为正当。与这一句相同的是这样的：如果发现有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成为举世明显一致的例外，即举世是居于正确方面。那些少数异议者也总是可能有其值得一听为自己辩说的东西，而假如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这是一种完全站在少数者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的思维，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所站的立场我想就该是如此，当整个社会陷入到一种集体固式思维之时，密尔的这种观点就看来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且是必不可少的。当我们不再用经济的巨大发展来掩盖我们制度的虚弱，不再用集体用国家用民族来淡化个人的个性的时候，那才是自由国度的开始。

王小波有一篇杂文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大概就讲了一个主旨是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要说话，不要沉默。他认为沉默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弱者，而我们应该为他们说话。密尔也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不仅应予以宽容而且应予以鼓励和赞助的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到人们只偏注一方的时候，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借鉴，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想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进步总是有希望的。联想到现实，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改革无望，进行了一些尝试之后，然后就是各种失望，灰心丧气，由热血青年马上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要么就彻底的垮下去了。问其原因，莫不过是现实残酷啊，生活困难啊什么的。好吧，我承认这个是很难，但我们总该多坚持些时候，少年一场，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根骨头。

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妄想着要改变一切，等到被生活的锤子锤了之后就嫣了，再也想不出什么古怪的想法，做不出什么伟大改变了。还好，我现在还年轻，没挨过生活的锤子，骨头还硬朗，我至少要撑到我撑不住的那天再说放弃。

王小波在他的书中写道：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的到来。现在，我也去守着这个荒岛，等着春天黎明的到来。

个性作为一种积极自由，不简单的意味着个人有权做自己喜欢的是而不受他人的阻挠，它还意味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的自主性，而将世俗的、社会的的观点置于一边。

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赋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怪癖的人如此至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中华民族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由于遇到了难得的幸运，在岁早期就配备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是一些人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开明的欧洲人也尊称这些人为圣人和贤哲。做到这一点的人民无疑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奥秘，并且已经牢牢地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然而切切相反，他们已经变成静止不动的了，维持现状达千年之久，如果说他们还有改进，那必定是外人做的。这就是一个民族人人都雷同，以同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而这就是成果。

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利”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人管制的政府。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意志。于是结果是，人民会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它种。因此，党掌权者对于社群，亦即社群中最强大的部分正常负责时，限制政府施加于个人的权利也不失其任何的重要性。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还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

社会主流道德：哪里有一个占优势的阶级，该国道德相当大的部分就必出自该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优越感。…另一方面，以前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如果已经失去优势，或者其优势已不受欢迎，那么，此时主导的道德情感就往往带有一种厌恶优越的意味。

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探讨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类社会“阶级”的出现，正式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出现区分与差别的表现。而随着阶级划分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完善，到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所发展的集权、专政与所谓的民主社会，都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变化而引起的。或者说是，都是由：“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不同与变化所形成的产物。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有了人类文明起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更加明显。而且，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也给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追寻自由，成了各个时代文人们都竞相追寻的“时髦”。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的相处中，人们所认为的“统治”与“被统治”，对于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以致于发展后期所必然出现的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专政、暴政所得来的那些“自由”。那是“所谓的自由”。《论自由》中这样说的“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其外来的敌人”。他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武器。

关于这一点，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比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们少数一些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以维护统治。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了，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吗？”、“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两个问题，人们到今天一直还在争论。“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在统治者与公民自由的博弈中，美国的“宪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即“自由党派竞争的时代”。

“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自由党派竞争”的情况，当它还只是一种在书籍中才可见的、“听起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之时，政府只当它是另一场暴*而已。而当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但作者还是发现，这种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换言之，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变成了作者所说的“多数的暴虐”。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就是“多数的暴虐”的观点。他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有相当大的前瞻性。

书中这样说：“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