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乃伦理之母

对于一个相当私人化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偏爱自己的私事超过任何社会重要角

色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在这种偏爱方面走得相当远——至少远离祖国的人而言，对

于一个宁做民主国家中彻底失败者也不当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发现自己站在

这个讲台上，这是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不安的场面。

……

如果艺术传授什么（首先对艺术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艺术，作为

私人事业最古老、最具字面意义的形式，在一个人心中，有意无意地培育一种独特

性、个人性、分离性的意识，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我”。很

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张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个情妇，但决非一首诗，例如

莱勒·玛莉亚·理尔克的诗。一件艺术品，尤其文学作品，特别一首诗，是向一人

私语，将其带入直接交谈，没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并非完全得

宠于争取大善的斗士、教化群众的导师、揭示历史必然的预言家。在艺术涉足之处

，在朗诵诗歌的地方，他们发现：漠不关心和多重声调，代替了事先应许和全无异

议；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动决心。换句话说，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

那些大善斗士和群众统领们倾向运作的地方，艺术引出了一串“句号、句号、逗号

，以及一个负号”，使每个零都变成一张小小的有人性的尽管并非总是漂亮的脸。

伟大的巴拉亭斯基谈到他的缪斯，将她的特征归结为拥有一张“超凡脱俗的面

孔”。

正是在取得这“超凡脱俗的面孔”上，显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因为我们正如这

张面孔一样，在遗传上愿意并且能够超凡脱俗。一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

首要任务就在于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来的强制或规范，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

高贵。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我们完全明白它将如何终结。把这个机会浪费

在他人外表、他人经验上，浪费在同义反复上，那将是令人遗憾的；而更令人遗憾

的还在于，历史必然的预言家说服一个人，使他可能愿意赞同这种同义反复，但既

不会随他去坟墓，也不会向他致谢意。

语言，大概也可以说文学，比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

。通常由文学对国家表达的厌恶、嘲讽或冷淡，本质上是永久抗拒暂时，更确切地

说，是无穷抗拒有限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这么说，只要国家允许自己干预文学事

务，文学就有权干预国家事务。一个政治制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如一般的任

何制度，在定义上就是一种具有过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将自己强加于现在（往往

还有将来）。

一个以语言为职业的人，对此最无法忘却。作家的真实险境，主要并不在于国

家进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确定性），而更在于发现自己被国家特色所催眠的可

能性，这些特色无论是野蛮或正在改善的，总是暂时的。

国家的哲学，它的伦理，更不必说它的美学，总是“昨天”。语言和文学，总

是“今天”，而且往往构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为正统的情况下。文学

的价值之一，正在于它帮助个人，使其存在的时代更特殊，使其区别于前人和同辈

，避免同义反复——那被尊称为“历史牺牲”的命运。艺术尤其文学不同寻常之处

、文艺区别于生活之处，正在于厌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笑话讲

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发笑可成为聚会的活力，然而，在艺术上，这种作法称之为

陈词滥调。

艺术是一种无后座力的武器，其发展并非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而取决于物质

自身的运动和逻辑，取决于每次要求（或建议）一种新颖美学解答方式的以往结局

。艺术具有自己的谱系、运动、逻辑和未来，与历史并非同义，而至多平行；艺术

存在的方式，在于其美学真实的不断创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发现，艺术“领

先于进步”，领先于历史；如果我们不再一次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改善的话，那么历

史的主要工具就是陈词滥调。

如今，有一种相当广泛接受的观点主张：作家尤其诗人，在其作品中应该采用

街谈巷语，应该采用群众的语言。这种主张虽然有民主外表且明显有利于作家，但

非常荒谬，代表了一种使艺术——在此为文学——从属于历史的企图。除非我们已

经决定，现代人类到了停止发展的时候，因此文学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否则，正

是人民应该使用文学的语言。

总之，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因为美学乃伦理之母。

“好坏”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至少在词源上先于“善恶”的范畴。如果

在伦理上并非“容许一切”，那正是因为在美学上尚未“容许一切”，也正是因为

光谱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婴儿哭啼拒绝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

出于本能，作出审美选择，而非道德选择。

审美选择是高度个人化的事务，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每一新的美学真实，

使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