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

这些年来很多青年要求我分析中国的农民问题，提出些建议，希望改善农民的贫困生活。不久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桂棣与春桃合着的《中国农民调查》，洛阳纸贵，其中描述安徽农村的故事，很具震撼性。与此同时，温家宝对农民的关怀，溢于言表，而最近又提出五年后取消农业税。

我不怀疑，从国务院到小学生，他们对农民的热情是真实的。事实上，神州大地没有出现过像今天那样浓厚的对农民的关注。手头没有足够而又可靠的中国农业资料，自己的观察很片面，不能作出有分量的分析。几天前太太的弟弟，一个四十六岁的饱学之士，给我电话，说他读《中国农民调查》，哭了，要求我立刻为改进中国农民的生活下笔。可惜感人的故事对经济分析是没有多大帮助的。

不要告诉我中国农民的苦况——我可能比所有的人都清楚。二战期间我在广西的农村生活一年多，记得只吃过一碗饭，稀粥一两个月才能品尝一次，番薯是上品，十来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几个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饱。骨瘦如柴，余下的皮肉因为营养不足而腐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见痕迹斑斑。

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民说，他们的苦况不是二战使然——历代相传也如是。今天中国的人口比六十多年前上升了两倍，而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进。还是困苦，但平均寿命不到四十的日子是过去了的。

拙作《佃农理论》对中国农业有深入的分析，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农业经济，不是个门外汉，加上二战时的经历，可以冷静地看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三项原则，漠视其中一项中国农民的生活不会有大作为。

原则一。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