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种创造性思维保持自己长盛不衰

中国文化的精神，正如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中所阐述的精旨：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直到当代矗立在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代表的：智慧与激情、融汇与创新、勤劳与牺牲，一言以蔽之，也就如《易·文言》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日日新，荀日新，又日新伟大的奋斗精神。

近百年来，从民族到国家，由社会到个人，中国人民历经了西学东渐、西学为宗到全盘西化一系列文化变迁的过程；尤其严重的是自五四以来，凡是中国古代的文明、文化，都像美国西部牛仔对待牛群马队一样，如果不经西方中心论烙印的印可，都会被无情地宰割掉，只留下那些西方同路人认可的所谓中国文化--封建、落后、毫无生气，如黑格尔等人所说的早产、营养不足的中国弱智儿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代经济和商业文化上，更为突出的是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和方法上，中国一些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文化买办，不无八哥学舌式的作出中国自古缺少经济或管理思想以及中国因其本身文化本质所限，产生不了近代的资本主义等等似是而非的评论。殊不知，西方自十八世纪的伏尔泰时代，就已经开始大量学习和吸收中国文化；正如《世界通史》的作者斯洛夫所说：中国人拥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理论基础的学说。西欧从贫穷和默默无名中拿出了中国的文化与发明，引起了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的转变成现代文明。

西方文人学者言必称希腊、文艺复兴，随时称颂着他们伟大的古代文明和他们伟大的思想以及伟大的文艺作品；就连当代物理学者也不讳言亚里士多德、开普勒、哥白尼等人，反而赞叹他们为科学奋斗的精神。但是在当代的中国，当人们推崇他们古代的文明、古老的智慧以及文艺创作之时，就会被大部分（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代的中国人讥评为落伍、抱残守缺等的冠词，而他们只以学习西方当代的知识、文明为主为荣。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北大、清华等校尤为明显，数典忘祖莫甚于此，也莫过于此时。

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6月10日一期中《意义重大的思想》一文，作者为该刊总编迈克尔，他在文中举引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分娩中的时候，摆脱了几个世纪中央集权官僚统治的中国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人理论的帮助下，由十八世纪中叶的耶苏传教士得出的。

人们把创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归功于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而一位医生出身的法国哲学家的名气相对比较小，他在凡尔赛朝廷统治时期担任贵族家庭教师的时候使斯密得到启发。是弗朗索瓦·魁奈于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他属于称为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

据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士·克拉克说，这些思想的来源是《道德经》--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高度的组织性（科举制度是其典范）、政府的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们说，这种状态接近于老子的无为理想：按照这一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道教主张无为而治。

对于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遗痕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奈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法国人把无为这一概念翻译成laissez-faire（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斯密影响很大。历史学家们猜测，魁奈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不久前逝世的，若非如此，斯密本来会在书中题献词时把它献给魁奈的。

引录这一篇文章的主要意义在于说明WTO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改革开放，而中国的企业也必须相应地在体制和管理上创新与到位；也就是如何深造中国自己的企业文化。几乎当前中国的经理人们都一致认为西方的企业管理无论在思想或方法上都是先进的，都是一流的，因此要加快地引进和吸收，这种心态和需要可说是基本正确，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遗憾的是，我发现目前大部分经理人既不真正的知彼，更对己无知万分；他们多半只是人云亦云，一窝蜂地追逐时髦，而学习西方企业管理，对自己企业真正的内需或稀缺却茫然无措。这就是我引录此文的主要目的：给中国企来上一堂知己知彼的文化课程。为了提供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再引录一段我的朋友刘永佶所着的《中国文化现代化》一书中的精辟之言：中国古代文化的先进性，在文艺复兴及其以后的欧洲人那里，是明显地感觉到了。一股中国热似潮水般冲击着欧洲大陆：一个全盘华化论的思路，对欧洲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动。

从

十

五、六世纪，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意识到仅仅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文化。那时的耶苏教会们虽然被派往中国传教，但他们的主要作用，不是将上帝普照中华大地，而是将中国文化与制度倒流入欧洲。十七世纪，欧洲教会围绕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文物与特产大量贩运到欧洲，促成了所谓罗柯柯文化运动，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并在十八世纪前半期达到高潮。

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在其《中国之欧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历史的促进作用：中国思想的发现给欧洲，尤其是法国那些梦想使自己的国家摆脱暴政和僧侣统治的人提供了论据。世界是存在着一种最为丰富多彩、繁荣且雅致的文明。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中国文化中所找到的，一是消灭贵族制度的依据，二是无神论，三是理性。这三点在启蒙运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后来的尼采，自称是欧洲的佛陀，可知中国文化带给欧洲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都曾以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官文化为依据，批判法国及欧洲的贵族领土制。经济学上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甚至写出一部专著《中国的专制制度》，将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称为是符合自然规则的，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并由此而论证他反对贵族政治的主张。欧洲的思想家们从中国官僚制度中所发现的，首先就是他们所期望的统一与平等，他们并不顾官僚制在中国的局限与弊端，而是以这个遥远的，但又是所有欧洲人都无可置疑的伟大、富强的中国，来说明自己变革主张的合理性。思想家们甚至将他们从中国儒学和官文化中所受的启发，逐步演化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宣言》第一条就这样宣称：在他们的权力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

对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来说，他们从中国文化中受到的一个更大的启示和鼓舞，就是无神论。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上帝无所不在。然而那些奉命去中国传教的人，却惊异的发现，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上帝，他们甚至不信神。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反对上帝的充分论据！在中国，这个治理完善并且具有所有美德的社会，其统治集团，文人学士，都是无神论者。

伏尔泰确信在中国两千余年中保持着一种纯粹的宗教，就是人自身的道德，教人以德，使之遵循普遍的理性以建立和平幸福的社会，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发出感慨：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霍尔巴赫进一步强调，中国唯一的宗教就是德，而且将政治的根本与道德相结合。

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去世之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这样歌颂他：

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他劝国人爱邻如己，克己复礼，以理制欲。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秘理。

因此，要深造中国企业文化，首先必须要从中国企业是否认知和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方面着手。一个缺乏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一个不认知、不认同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是一个不会长久存在的国家；同样，一个缺乏自己民族文化的企业，一个不认知、不认同自己民族文化的企业，也是一个不会长久存在的企业。

反观，西方成功的企业，无一不是秉承着他们自己的特色文化和理念来经营管理企业；尤以日本当代企业最为显著。

六十年代，日本人认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发展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管理科学，他们采用了两种新的管理思想和模式：一种是全面质量管理；这一管理思想最初是由美国学者戴明首先提出，后被日本引进、创新和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经过日本特色的文化理念汇融深化后，使日本的工业产品成了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另一种是精益生产方式，也我看板式管理或准时工艺，它力求将生产所需的资源--人力、材料、时间、空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追求不断降低成本、无废品、零库存和产品多样化，即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这一管理模式是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