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8篇)

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一

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研

究

【摘要】本文通过对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动力分析，结合 有影响力的豫商企业成功实例来剖析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 力的影响，提出新豫商应发掘豫商文化内涵，树立以客户为 中心的企业文化理念；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 品牌文化；加强学习，培育规模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以期 提升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客户经济，豫商文化，企业竞争力

客户经济的发展对企业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当代豫商 应以浓厚的豫商文化为基础，以客户价值的实现为本重新构 建其崭新的豫商企业文化，以文化提升品牌，以文化提升品 位，以文化提升形象，以文化提升素质，以文化决胜未来的 市场竞争，以文化启动豫商品牌经济力，这是知识经济时代 的必然要求，也是新豫商企业持续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 题。

一、客户经济时代下豫商文化动力分析

（一）豫商文化为''新豫商”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思 想文化基础

河南有做生意的传统，古代有“商圣”范蠡，近代有康 百万等，以豫商文化为核心的新豫商崛起的背后，就是悠久 厚重的中原传统商业文明在传承。纵观省内外优秀的新豫商 无一不是对豫商文化精髓的现代转现，新豫商企业家们既体 现了豫商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也体现了现代西方的科学 技术、企业管理技能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统一。"吃苦耐 劳、开拓进取、传承有脉、行商无疆”的豫商精神已成为现 代豫商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豫商企业如中 国最大的肉制品加工企业一一双汇、全国最大的客车生产基 地一一宇通客车、全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一一三全和思 念。此外，很多优秀的河南人在外地打拼让外界感受到豫商 的力量，很多企业成为全国的知名品牌，金丝猴、恒大集团 等都是豫商走出去的典型代表，传承不息的豫商文化对他们 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豫商文化给豫商企业文化建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河南是中国商文化的发源地，追根溯源，豫商文化主流 其实就是儒家文化，豫商企业家们把二者结合的“儒商文 化”的核心充分运用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有力地提升了企 业的竞争力。“以仁为本”即是现代的“以人为本”，尊重 人格，以客户价值、员工价值、社会价值实现为本形成豫商 企业文化的价值链。新飞、中孚等企业的崛起首要的原因就 在于“做人”上。当今新豫商深刻明白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 业竞争力的重大作用，而豫商企业的企业文化与豫商文化又 有着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优秀的企业文化必将植要于传统 文化之中，豫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深厚的豫商文化支 撑，现代的豫商在传承古代豫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 成了 “草根成长，传承有脉，信用为本，行商无疆”的新豫 商文化精髓。

二、客户经济下豫商文化对豫商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一）客户经济下的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有利影响

艰苦创业、勇闯市场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 能力

河南人性情厚道、大方、吃苦耐劳、敢于拼搏，正是靠 此精神他们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操持着他们的企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打拼成今天令人刮目相 看的企业家。比如安阳滑县的周国允现在的北京河南商会副 会长，1984年来到北京创业，在他率领下几十个人的小建筑 队从干杂活、打零工一步步，逐步发展成为一家拥有7000 多名职工、具有一级资质的劳务总承包企业。金星啤酒集团 董事长张铁山，就是靠着这种豫商精神，一步一步成为一 棵参天大树，他敢作敢为，将22年前的一个村办小啤酒厂, 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啤酒生产企业，连续6年稳居中国啤酒 四强。

以人为本、服务客户的豫商精神成为企业兴旺之根 本

以人为本是豫商文化传统中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其取得 成功的一个根本条件。豫商企业家们正是以人为中心去认 识、处理问题，注重推己及人、推物及人，这些经营思想被 他们灵活运用在商业活动中。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客户经济时 代，更是以客户、员工、社会为本获得商业活动的成功，而 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却成为它们的副产品。这是多少经验已经 证实了的真理，这点现代的新像商尤为重视。宇通人认为他 们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以人为本，为客户竭尽所 能”的豫商文化理念。

重义轻利、乐善好施的豫商精神有利于形成企业良 好商誉

豫商们在纵横商海时，深刻明白失信等于负重前行，守 信相当于乘风破浪，只有坚持“真正做人，信誉为本”的信 条，才能成功地创造奇迹。而当豫商获得成功时又乐善好施, 时刻不忘用爱心和实际行动关怀社会、回报社会，致力于 “公益化的经营”，从而通过世俗的经商谋利来达到超越性 的经世济民的理想目的，借财富与金钱来实现自己人生的功 名。这种“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表现了豫商一种崇高的 价值取向和超越于一般商人的精神境界，为中国历代豫商所 遵从，成为豫商的一种文化传统。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 森，他深受豫商文化的熏陶，自幼喜读文史，功底深厚，赢 得了 “大商至诚”、“中原义商”的美誉。胡葆森始终认为, 企业如同一个生命体，在其诞生、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要 从社会汲取很多资源，企业发展后，回报社会，推动了社会 的进步，企业才可以汲取更多资源，谋求更大的发展。

把握商机、开拓进取促进企业成功发展

豫商勇于开拓市场，善于发现商机。我们明白河南是 一个农业大省，农产品产销最很大，人口众多，如何把这些 不利因素转化成企业发展的有利因素，这是新像商企业家们 经常思考的问题。新豫商企业家紧紧抓住河南的农产品多， 劳动力丰富的有利因素，处处留心，大力发展了以劳动密集 型为主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在河南的食品企业中，潔河双 汇集团和郑州的三全集团是新豫商的杰出代表。新豫商企业 家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发现商机、把握商 机时先人一筹。

（二）客户经济下的豫商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不利影响

1.自主创新意识不强、法律规范观念淡薄不利于企业发 展壮大

受儒家思想长期影响的豫商文化中，养成了豫商行事低 调，不张扬，思想相对保守，缺乏创新精神。时任中国发明 协会副会长、北京王码电脑公司总裁的河南省南召县王永民 曾总结他在寻求合作方的三次失败时认为主要原因是双方 不在一个思维平台上。他认为豫商要想成功，首先要突破落 后的观念，再就是要大胆创新。 另外在日常企业经营

中豫商企业家们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往往排斥契约和法制 约束，使人们对企业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义务和权利往往羞于 以法律和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容易产生经济利益纠 纷。随着市场交易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仅仅依靠豫商文 化传统这种伦理化的经营规范来协调企业经营活动，已经越 来越不适应了，构建健全的契约和法制关系就成为当务之 急。

2.学习力不足、家族观念较强不利于企业现代化管理

"草根成长”，这是豫商最明显的特征。他们大多数是 从小做起，一步一步不断拓展积累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虽 然有少数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性人才，但创业起点也几 乎都是零，普遍缺乏关系、经验和资金，大部分人完全是白 手起家，从卖苦力推销商品开始，在为别人打工的过程中积 累经验、寻找商机并开始创业，逐步做大做强，这就出现了 后劲明显不足的问题。学习力不足势必带来的思想观念、应 变能力不足，如此进而会抑制执行力、创新力，影响到企业 整体发展水平。

再加上地处中原的豫商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 化中关于重视家庭、基于血缘关系家庭或家族权力的传递、 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的观念很自然地在企业创办和发展过 程中被引入企业中，形成了企业的家族性，并在企业运营过 程中形成了由家族成员治理企业的家族治理模式。由于有此 儒家文化的潜在影响，豫商企业家们在经营企业时不能放 权，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过分强烈的保护意识，害怕 控制权旁落，害怕家族利益遭到损害和蒙受损失，导致企业 现代化的管理无法开展，企业的成长因此也受到限制。

三、客户经济下豫商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一） 发掘文化内涵，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 理念

企业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企 业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影 响也有消极影响，所以豫商企业家们要对豫商传统文化进行 科学辩证地分析，积极培育先进企业文化，不断提升企业竞 争“软实力”。特别是在今天客户经济下，企业应该改变观 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尊重和关爱客户，发现客户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客户期待与梦想，也就是说 在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贯彻客户价值理念，把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文化当作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来打造。豫商 企业只有对原有的消极的商业理念进行变革，建立起符合以 客户为中心、以可预期的未来市场为导向，并适应环境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的企业文化才能保证企业战略战术得到有效 的实施，在未来的建设中大有作为。

（二） 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打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

我们豫商现在从实力上来讲，除了个别做得很大的企业 外，豫商整体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从品牌上来讲，豫商创造

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品牌，但是这样的品牌实在太少，还没 有象浙商那样的知名品牌群。而要去提升豫商的影响力就要 靠企业家，企业家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企业家成长又深受生 长的区域文化影响。由于河南省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工业化 进程起步较晚，因此很多企业经营管理者并不具备现代企业 家素质。再加上重农轻商、趋政避商的传统观念使河南人缺 乏一种创业的企业家精神，特别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要知道 现代企业家精神就其最本质特征来说，它是顾客、员工、品

牌三个忠诚度在企业第一人格代表身上的集中体现。豫商企 业家们要想提髙企业的整体素质和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要

从企业核心理念上抓。可以从企业家主导人格,

从企业核心理念上抓。可以从企业家主导人格,

到企业战略

思路再到核心产品上抓核心理念。也可以从忠诚度生成上 抓，抓客户忠诚度、抓员工忠诚度、抓品牌忠诚度，这三 个忠诚度决定企业命运同时也是形成声誉的基本途径。二十 一世纪是文化影响世界的世纪，这种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商业 上就是品牌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打

造豫商自主品牌文化，这对于当代豫商企业竞争力来说非常 重要。

（三）加强学习，培育规模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

随着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实施中原崛起的措施，豫商面临着一个空前发展的好机会。

作为豫商企业家们在这样的机遇面前，应不断加强学习，迅 速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抓准机遇，对所在的企业进行技术、 制度和管理的创新。只有决策层具有了丰富知识，才能提高 理论分析和决策能力。此外，除了自身学习外还应将自已的 企业建设成学习型的企业，这不仅是企业创新的需要，也是 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手段。

参考文献：

朱国春?核心竞争力与企业文化[m].北京：中国物资 出版社，2004.

吴芳.儒家思想对当今企业经营管理的启迪[j].芜 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 (2).

刘泓汐.豫商传统对新豫商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 2010 (7).

安杰山.豫商文化的形成及利弊探析[j].河南商业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 (11).

作者简介：刘艳娟(1976-),女，河南禹州人，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工商管理系讲师，管理学硕士

基金项目：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012年“豫商文 化研究”项目

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篇二

摘要：以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会通河的开凿促进了聊城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空前繁荣。本文以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聊城市在运河中的地位及运河开通对聊城经济、文化的影响，这对进一步开发运河文化资源，推动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学术意义。

关键词：聊城市；京杭运河；运河文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一、大运河的开凿及聊城在大运河中的地位

1．京杭运河变迁史。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在长江、淮河间利用湖泊、沟渎开挖了“邗沟”，即现在大运河的前身。邗沟南起邗城（今扬州）城下引江，北至山阳入淮。春秋时期运河的作用就是交通、就是漕运，是战略通道。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坚以洛阳为中心，开挖了通济渠，上自谷河和洛河引水到黄河，再从黄河南岸的板渚引黄河水至盱眙入淮河，连接古邗沟和江南运河。608年，开挖了永济渠，从黄河北岸的沁口引水东北流，直达今北京。公元610年，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共800余里。至此，以洛阳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已经形成。隋代大运河全长2500公里，其布局合理，线路绵长，腹地广阔，并且渠道深广。隋代运河的功能虽然不等同与春秋，但仍然是运输线的作用。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为了便于漕运以及加强对南方经济繁荣区的控制，经水利专家的规划，在扬州运河（即邗沟）的基础上，南利用江南运河，北利用淮安至徐州的黄河夺淮河道，再北则利用徐州至任城（今济宁）的泗水河道，于1282年在泗水两岸的任城开挖济州河至安山，一共150余里。1289年开挖会通河从安山至临清，接御河（卫河）至直沽（天津）。聊城经济文化的振兴也从此时开始。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考的铜瓦厢决口，致使大运河南北断流。清光绪二十七年，漕粮折银，漕运完全废止，大运河大部分河段都已经淤积不能通航，伴随运河停运的是聊城经济地位的急遽下降。

2．聊城在运河中的地理位置。聊城并非京杭运河的起点或终点，也不是中间位置，其之所以在一千多公里长的运河航线上起重要作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聊城段运河所处的地势高，使得此处运河水源不足，航运受阻。如何解决聊城段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并确保整个大运河的畅通成为了能否实现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核心问题。徐州至临清段的运河是京杭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河段，因此水源不足。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治理会通河时，通过深入民间学习，采纳了 “借水行舟”的建议，在山东东平的戴村修筑一条长达四百二十多米的大坝，拦腰横截汶水，迫使汶水之水流向西南，注入地势较高的南旺湖，然后再南北分流，让其中的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南流的河水经由济宁接济徐州一带的运河而北流的河水则接济会通河和御河。

由于聊城一带地势相对南北两边都高，所有船只都不能从流飘荡，只能借助水涨船高的原理保证船只通过京杭大运河上地势最高的河段，而能让水涨的办法就是建水闸。通过闸厢水位的提高而相应地抬高船只的高度，船随水涨，这样过往的船只就先顺利地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顺流而下，船只就完成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飞跃”，保证了整个运河的畅通。船闸一般的规格为长100尺，阔80尺，孔间净长40尺，净阔20尺，高10尺，用大石条筑成各长30尺的“雁翅”，并且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方和重要码头用两闸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组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济宁到临清的100多公里航道上，闸坝达30多处。单从政府在聊城所设船闸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聊城在大运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有了船闸，设立了闸官，专门负责来往船只过闸。赶上船闸不开，过往船只只好在闸口等候，少则三两天，多则十天半月，船上人员就只好下船上岸等候，因此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运河的开凿与畅通使得漕运的优势超过了海运和陆运，漕运的发达和聊城特殊的地貌特征极大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和一批沿岸城镇的兴起。

1．运河开通与漕运。开挖运河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为了“漕运”。广义的漕运是指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配。我们现在所说的漕运仅指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即所谓的狭义的漕运。我国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带，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战乱，田园荒芜，无法就近满足朝廷和京都的要求。南部长江流域因自然条件较好，加上春秋以来大批黄河流域居民因逃避战乱南迁，使得这一带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北分离的局面。自漕运兴起至废止的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运河的年漕运量平均在400万担，最多曾达800万担，差不多是京城百万人口的全部需求。运河成为朝廷的生命线、政权巩固的基石。

聊城境内的临清更是成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粮食转运枢纽。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临清已经设粮仓，大运河贯通后又在淮安、徐州、德州设仓，连同原先的临清、天津、二仓，五仓合称“水次仓”（《明史•食货志•仓库》）。之后，又将德州仓的一部分移于临清永清坝。临清仓所储粮食，主要来自江淮一带，亦有来自河南省，仅宣德四年，朝廷便命“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又命“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明史•食货志•漕运》)。由于漕粮不断增加，因此宣德年间又在临清增建可容纳三百万石的大仓。到了成化年间，临清仓已成为运河沿岸的第一大仓，被称为“常盈仓”。因为囤粮过多，临清、德州二粮仓里的粮食经常发生腐烂变质的现象。

2．京杭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流域，如聊城、济宁、德州等地曾是商品经济较为活跃发达的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和高额利润的诱使，处于运河地区的聊城的经济作物种植覆盖面积广阔，甚至已经呈现出专业化经营的特点。

明朝洪武八年，永乐九年先后疏浚了大小清河、济宁至临清的元代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的经济交流通过大运河而得以大大加强。频繁的商业往来，极大地刺激了聊城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广木棉种植，聊城地区的农民也由此开始种植棉花。随着朝廷兴修水利、鼓励棉花种植等一系列政令的颁布，加之国家对棉花和棉制品需求量大增，政府除增加对原定棉花和布匠的征收外还扩大了对粮、盐等田赋实行改折棉、布的征收。又因为聊城市地处暖湿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宜，光热资源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且质量较好，土壤条件特别是与种植棉花。总之，由于以上诸多人为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大运河开通后，聊城棉产品的种植和商品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明代，山东布政司所管辖登州、莱州、青州、兖州、济南、东昌六府都产棉花，而这六府之中又以济南、东昌、兖州为最多。明朝廷每年像山东地区征收棉花绒五万多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征自东昌、济南、兖州三府，而三府之中又以东昌的棉花最多，“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博”（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根据《东昌府志》和各州县志记载，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不仅种植广泛，而且大多数州县种植棉花比率很高，有的甚至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东昌府治下的恩县，洪武时额定课岁棉花绒106斤，到永乐年间已增至1 280斤（嘉靖《恩县志》卷三《贡赋志》）。夏津县洪武时棉花的岁课额仅仅99斤，永乐时以猛增至2 196斤（嘉靖《夏津县志》卷二《食货志》）。莘县洪武二十四年岁课棉花绒250斤，到永乐十年则达到978斤。（正德《莘县志》卷二《食货志》）。明后期，由于山东运河地区生产的棉花通过运河被大量贩卖到南方已经成为全国棉花的主要产地，而聊城更是棉花的主产区。

清代以后，聊城地区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自清康熙以后，在部分棉区中出现了棉花种植面积压倒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倾向，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清乾隆以后，高唐开始出现了棉田压倒粮田的倾向，“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其上田皆种木棉”（《高唐州志》），在东昌府其他主要棉区专业化植棉的倾向也有明显表现。乾隆《夏津县志》载有：“物产为棉花而少五谷”。嘉庆《清平县志》中亦记载“人多种木棉，连倾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农民“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

为了适应世界棉花市场的需求，清光绪时政府选定东昌府棉区为试验点引进美棉进行试验种植，结果大获成功。美种棉的引种推广，更是促进了聊城棉区经济作物的进一步发展。据宣统三年政府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山东三大棉区共计125万亩，占棉田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棉田集中的县区，棉田占更低的比率已高达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东昌府棉农生产的棉花除了纳税和满足生活用度外，剩下的则由商收购作为商品而出卖。临清的白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较大规模的棉花贸易市场应运而生。作为聊城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以其种植专业化和经营商品化而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的发展。

另外，作为具有聊城特色的另一经济作物——果树的栽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明以前，聊城地区果树栽植规模很小。然而聊城的果树栽植在明清时期却得以迅猛发展，这与明清时期聊城段运河交通运输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昌地区果树栽植中枣、梨的栽植普及度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农户经营者。《茌平县志》记载，枣树以其优良的品质成为聊城地区枣品种的佼佼者，明清时期曾一直作为进贡朝廷的贡品入京。堂邑培育的梨子也曾被钦定为贡品，堂邑、博平两县，因广植梨枣，“堂（邑）梨博（平）枣”之谣广传众乡里。临清白塔窑所产的桃子，俗称“蟠桃”，曾于清雍正九年被皇帝钦定为贡品。冠县所产的鸭梨和阳谷所产的银梨等在明清两朝也都是非常畅销的聊城水果产品。在盛产枣子的东昌地区，枣农将收获的鲜枣加工制成“胶枣”，“牙枣”，“熏枣”等深加工产品，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抢手，十分畅销。据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载：“东昌之熏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粮船回空，售以实舱”。另据《阳谷县志》记载，阳谷一县，通过运河运销南方的熏枣每年都达到数万袋。在聊城运河各码头，装包待运的各种大枣产品“有数百万之多”，东昌熏枣成为东昌府重要的外销商品，故东昌也赢得“乌枣之乡”的美誉。

3．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繁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商业的发达也刺激了聊城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印刷业、酿酒业、金属制造业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手工行业。由于棉花资源十分丰富，这就为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手工纺线、织布、染色在民间一最广泛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出现。聊城在明清时期曾呈现出一派“阖境桑麻，男女纺织”，“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和“秋村棉絮落纷纷，纺织声声满城闻”的繁忙景象。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其产品除了用作日需用品外，还有余下的可拿到市场去销售，并且大部分都销往济南等地。一些较大规模的纺织中心和棉布交易市场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出来，除临清的白布巷，苏州、南翔、信义三会馆也成立了“左元号”白布收庄，并且“岁入布百万有奇”。单是临清一地在万历年间既有商行38家、绸缎店铺32家。布绸主要来自江南，临清则是北方主要的棉布中转市场。大量的布绸贸易使得临清享有“冠带衣覆天下”的美称。

4．运河沿岸工商业重镇的兴起。明清时期，聊城作为沿河沿岸繁华都市，其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城内知名建筑比比皆是，处处彰显着其沿河重镇工商业之繁华。城内有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八大会馆”，它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聊城所建的家乡人士范围内的交友、娱乐、经商的聚集之所。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双街南首，建于清乾隆八年（1742年），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坐西朝东，面河而立，南北宽43米，东西长77米，占地3 313平方米，殿阁堂楼一百六十余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布局紧凑得体，做工精细。会管内的戏楼尤其显得新奇别致，极富文化史料价值，戏楼内壁还保留着清道光二十五年在此演出戏班艺人题壁及京剧、陕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一百二十多个传统剧目，这些遗迹对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城内又有光岳楼、昊天阁、鲁仲连台等众多的崇楼高阁。

光岳楼位于聊城古城中央，公元1374年建成，古时称为“余木楼”，后改称“东昌楼”，当地居民习惯是上称其为“古楼”。光岳楼是明初的重要遗物，通高33米，台高九米四层楼高二十四米，全部为木质结构，并具有地方民族传统形式，方形外带回廊，四面斗拱排檐，歇山十字脊。光岳楼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史上从宋元向明清过渡的代表作，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另外，城内建有的名刹也是众多，如护国隆兴寺、敬业禅寺等。护国隆兴寺内原有铁塔一座，该塔建于北宋时期，为八角十三级仿木结构阁式佛塔，其通高达15.5米，是我国现在为数极少的金属古建筑，因此铁塔在建筑风格以及石刻艺术上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城内还建有我国历史上最著名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它是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昔日其藏书达二十二万卷，收藏之丰富实乃“为海内之甲观”，与北京的文渊阁，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的典范。此外，城内还有大小清真寺、傅氏祠堂、杨氏祠堂、运河码头等众多的宏伟建筑。在四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建有如此众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由此也可以想象聊城当年的辉煌。正是由于聊城的经济之发达、城市之繁华、宏伟建筑之多而吸引了沿河过往的帝王相卿、文人雅士来此游览观光，清康熙曾四次来聊城，而乾隆帝东巡、南巡更是有九次驻跸聊城，五次登临光岳楼并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墨宝真迹达十三首。聊城作为沿河之重镇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在聊城由于运河畅通而兴起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商业重镇有临清、张秋、东昌等，她们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运河上。历史上聊城一向为政府所设的州郡治所，但是其并没有成为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