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部队调研报告题目(七篇)

部队调研报告题目篇一

一、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

1、坚持建机制、强素质，增强乡镇干部执行力。针对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的新形势，探索了乡镇党委“四化”建设的新路子，有效提升了领导班子适应新形势的能力。一是强化培训，推进干部素质技能化。通过集中轮训、挂职锻炼、参观考察等多种形式，提高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发展现代农业、帮民增收、做好群众工作等基本技能。二是明确责任，推进工作职能规范化。将税改后乡镇党委的主要职能定位为“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公共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围绕发展主题，乡镇党委从行政命令、催种催收、大包大揽向制定发展规划、完善基础设施、维护市场秩序、健全配套服务转变。三是整合资源，推进运行机制科学化。积极创新班子成员分工模式，三分之一的党委成员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经济活动，领办、创办各类企业、基地或经营性中介服务组织;三分之一的党委成员负责招商引资，新上发展项目，组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三分之一的党委成员负责管理社会日常事务。四是严格考评，推进发展业绩公认化。年初逐人明确任务目标，年终严格考评兑现。

2、坚持重关怀、多激励，激发乡镇干部内动力。着力建立健全关爱机制，激发乡镇干部活力。一是真正重视。县委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的意见》，建立了乡镇干部培训机制、选配机制、考评机制、关爱机制等。县委组织部每年召开一次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座谈会，交流经验，听取意见，强化措施，推动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经常化。二是真情关怀。注重从政治上关怀干部，真正让其有干头、有盼头。建立从基层一线遴选干部制度，坚持把乡镇工作经历作为干部选拔的重要条件;部门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时，优先从乡镇优秀干部中遴选，使乡镇成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20__年来，从乡镇副职岗位上提拔正职19名，从一般人员中提拔副职54名。三是真心爱护。采取干部个人申请、群众民主推荐、乡镇党委票决、县委研究决定的方式，定期将长期工作在乡镇、业绩突出、群众认可或有家庭困难的干部交流到县直单位工作。积极改善乡镇干部工作、生活环境，先后为8个乡镇新建或改(扩)建了乡镇办公楼，使干部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建立县级领导干部联系乡镇制度，加强对乡镇工作的指导，积极为乡镇干部排忧解难。

3、坚持严管理、正作风，提升乡镇干部公信力。制定了乡镇干部行为规范，严肃查处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如部分乡镇在干部管理上，通过推行“工作日志”、“干部荣辱薄”、“一线工作法”、“有困难找干部”等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干部作风转变，增强了服务群众意识。

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数量不足。一是年龄严重老化。全县30岁以下乡镇公务员共69人，50岁以上的占总数的22%，其中55岁以上的79人，这些人基本处于内退状态。加之部分干部病休，乡镇干部实际在岗人员80%左右，致使个个乡镇年年到组织部要求进人。二是来源渠道单一。根据现行政策，乡镇公务员招录权力由省统一负责，每年招录的公务员与乡镇的编制以及人员需求有较大差距，造成空编缺员(全县空编33人)。三是断层倾向突出。20__年以来，全县进入乡镇干部队伍115人，剔除20__年公开招录外，年平进入18人;5年来乡镇公务员队伍因各种原因减少120人，年平减员23人。乡镇机关进人和减员矛盾突出，凸现减员幅度超过进人幅度的现象。

2、素质不高。乡镇干部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或招录到乡镇工作的较少，多数源于退伍军人、选聘制、合同制干部，文化基础差、学习能力低。与此同时，受条件和经费制约，大多数乡镇干部只能接受零星培训、低层次培训，致使乡镇干部的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政治业务素质得不到有效提高，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方法简单化，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3、权责不等。乡镇配套改革后，一些垂直管理的业务部门，如派出所、学校、国土所、司法所等机构由乡镇上垂直管理，人权、财权与乡镇分离，但具体工作、考核都在乡镇，导致乡镇履行职能权力越来越小，责任却越来越大。如林业执法主体在林业局，森林防火的责任在乡镇;土地违法买卖、拆除违章建筑等责任在乡镇，执法权却在国土、规划、房管等部门。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使乡镇“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导致许多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管不好”，工作上常常是上下为难、两头受气。

4、活力不够。少数乡镇干部宗旨观念淡薄，工作激情不高，责任心不强，作风飘浮，得过且过。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务晋升难。乡镇机构配套改革后，乡镇领导职数大幅减少，致使乡镇干部晋升空间缩小，部分干部因政治上无望而产生悲观情绪。二是家庭困难多。一些

乡镇干部因工作繁忙，无暇赡养老人、照顾家庭、培育子女;部分乡镇干部属于“半边户”，妻子无业，家庭经济拮据。三是经济待遇低。乡镇公务员的任务重、责任大、待遇低，这种付出与回报形成较大反差，严重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工作繁杂，节假日经常因工作任务被占用，且不能按法定标准发放加班补助和补休假期，造成乡镇干部职工情绪较低落，工作积极性不高。四是工作环境差。面对各种阶段性、临时性、突击性任务和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活动，乡镇干部经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工作出现失误，轻则受批评处罚，重则“一票否决”。众多的责任状和“一票否决”让乡镇干部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同时，乡镇干部长期“风里来、雨里去”，身心疲倦，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导致人心不稳、人心思走。

三、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1、拓宽入口渠道。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求，建议适当增加乡镇的人员编制。全省每年根据用人需要，适当增加乡镇公务员招录数量。在进人方面，可赋予县级党委一定的人事权，每年由县级党委从优秀的村书记和大学生“村官”中，按一定比例为乡镇选拔招录工作人员，改善干部队伍结构，解决乡镇空编缺员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选调生仅仅把乡镇作为“跳板”，流出渠道多、流动快。建议加大从优秀村主职干部和"大学生村官"中定向定额招录乡镇公务员力度，并不断增加招录数量。

2、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健全乡镇干部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从注重实效和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重点抓好短期培训教育。在培训内容上，结合岗位职责要求和特点，以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产业技能等为基本内容。鼓励乡镇干部多渠道地进行学历提高教育，对所需经费予以适当补助。在培训方式上，充分利用县级党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等教育基地作用，以创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短期培训班为主，进行专题培训。在培训经费上，要把乡镇干部培训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建立乡镇干部的教育培训保障机制。制订乡镇干部培训计划，分层级对乡镇干部开展培训，确保乡镇干部每两年参加一次集中培训。

3、强化职能职权。目前，乡镇党委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是，从现实看，乡镇干部“被迫”身兼数职，既要管辖区内的交通安全、处理纠纷，又要发展公益事业和地方经济，不仅加重了乡镇干部的工作负担，而且因权责不对等，加大了乡镇干部工作难度。为此，建议省、市制定政策措施，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明确乡镇职能，完善乡镇功能，下放一定权力。对派驻乡镇的单位，凡能下放的应下放到乡镇管理，不能下放的，应赋予乡镇党委一定的管理权限，建立起权责对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心协力的乡镇工作体制，解决好上下关系不顺和有责无权的问题，实现乡镇责、权、利的协调统一。

4、健全关爱机制。注重提高政治待遇，加大对优秀乡镇干部选拔力度，坚持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有本事、肯干事，群众公认的干部中选拔上来。对长期在乡镇工作尤其在艰苦环境下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特别优秀的，大担提拔重用。由于改善乡镇干部政治待遇的政策性强，建议中央、省委、市委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比如对乡镇党委书记连续任职8年以上的，可以享受副县级待遇;在乡镇按比例设置正、副主任科员等。努力提高经济待遇，建议省财政考虑贫困山区乡镇干部工作的特殊性，实行津补贴全省统筹，以激发乡镇干部的工作热情。积极改善生活环境，对乡镇干部住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切实解决后顾之忧。建议省、市财政加大投入力度，帮助乡镇完善乡镇机关的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场所建设，努力改善乡镇干部的办公条件和生活环境。通过健全乡镇干部激励关怀机制，把对乡镇干部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统一起来，并贯穿于思想教育、选拔任用、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各个环节，使长期在乡镇工作的干部感到政治上有盼头，事业上有奔头，经济上有想头，让他们思想顺心、生活舒心、工作安心，满腔热忱地做好本职工作。

部队调研报告题目篇二

20xx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心策划，登上宫城县松岛市航空自卫队基地编号为“731”的教练机，在座舱里弄姿作秀、竖起大拇指招揽记者拍照。其照片在媒体刊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媒体批评说：“安倍晋三的这张照片相当于德国穿纳粹军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正告安倍政府：“我们希望日本好好反省他们的侵略历史，正确看待这段历史”，并奉劝日本不要美化战时历史，才能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20xx年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xx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