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文推荐的书(十一篇)

林语堂作文推荐的书篇一

关键词：林语堂 散文 艺术特点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风格和许多作家都有所不同，因此林语堂也成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林语堂坚持独立思考，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违背自我的想法，这和他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林语堂的作品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探究的艺术特点，通过对这些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体会到林语堂的思想情感。

一、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

林语堂作品的艺术特点中，包含了几个主要元素，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性灵和闲适的艺术特点。林语堂曾写过一篇《写作的艺术》，其中提到，“性”指的是人的个性，“灵”指的是人的灵魂与精神。实际上，根据林语堂的描写，“性灵”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但林语堂一直认为性灵文学的特征就是要有个性、重趣味、近人情，要能够自由挥洒，给读者带来超然而闲适的感觉。

林语堂在《人世间》创刊号上描写了一段发刊词，其中就提到了以“性灵”为中心，以“闲适”为主要特点，突出“自我”的美学。类似于这种采用对话和闲聊的形式进行文学表达的作品也经常出现，例如《谈中西文化》、《想象的孔子会谈》等等。这类充满闲适感的作品，读者读起来容易产生亲切感，似乎娓娓道来，令人心里清爽畅快。

二、幽默的艺术特点

例如，林语堂曾在作品中描写了这样一个事件：当时的xxx命令下属机关把位于上海的办事机构设置于国外租界中，但在上海工作的官员却不肯撤离租界，也不敢违背政府下达的命令。于是，这些官员把办事机关的牌子更换成了贸易管理局。这样一来，既撤掉了办事机构，又能让自己继续留在租界，可谓一举两得。在林语堂的描写中，这种花费二十美元撤换一块招牌的方法，就属于天大的幽默[4]。

在日常创作中，林语堂善于抓住生活中不和谐的、具有幽默感的事件，再用艺术手法对其加工、再利用，使之真正融入散文作品中。林语堂的散文在情感逻辑中包含了理性思想，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角度俯瞰现实社会。

三、结语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散文家。其作品半俗半雅，庄重而和谐，能让读者产生愉悦闲适之感。林语堂在散文创作中，提倡“性灵”、“闲适”、“幽默”等理念，将这几种特点相互交融，形成自己的风格。林语堂的散文从艺术特点上看，表达出了对旧思想的反抗，并体现出了个人意识与平民意识。

参考文献：

[1]孔炜灵.生活的艺术与艺术的生活[d].浙江大学，2008.

[2]祝尧.林语堂特色散文艺术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12）.

[3]刘晓玉.林语堂散文的文化美学价值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5.

[4]蒋敏.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j].宜春学院学报，2008，（s1）.

林语堂作文推荐的书篇二

论自古以来，有哪个多愁善感之人在被屡遭贬嫡之后，仍能豁达乐观？苏东坡做到了。而谁又能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人跃然纸上？林语堂做到了。而谁又能从一本书中真正读懂一个人？这便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做到的。

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辗转波折，这书若是由我来写，必将索然无味。虽有史册可供参考，可在细节的把握之上，林语堂先生可要比我好上一万倍。就拿苏东坡晚年在惠州盖房子的事来说，书中有：“他种了桔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数。”我读至此，心中不由得感到钦佩。这等细节，史料焉能记载如此详细。由此看，林语堂先生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适当的添加了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如此，这本书便骨肉俱全了。

书中一句甚好“人生如梦，一出戏演的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苏东坡如同陶渊明那样，早年胸怀大志，想要兼济天下。只可惜陶渊明未曾有苏东坡那样宽广的胸襟，因而罢官隐居。苏东坡不然，他一面感叹世事无常，一面重新振作精神，因此从他身上，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点消极的情绪，反而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在激励着后人，这便是苏东坡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地方。也是他被世人广为称赞的地方。

苏东坡的一生，波折之处就在于他屡遭贬官。他因不满于新政，而遭小人陷害。在他少有大志时，朝堂上皆为贤臣，而到了他被贬之时，忠良之臣大多不复存在了，于是读此书就形同于读北宋的兴亡史。这也在他的诗文上体现了出来

苏东坡比其他文人更乐观。在他最初的流放岁月，他谪居惠州，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不仅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去想着如何让别人过得更好。甚至他在之后被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时，自己最后的钱也化作了别人的幸福。

苏东坡的诗词其微妙之境，难以捉摸，就如下面这句，“旅枕梦残，渐月华收敛”，其意境极其微妙。此诗是他由杭州到密州途中，怀念其弟子由时作的。如若译为现代文，大约如此：途中，枕席残梦，如水月光渐渐收敛。残梦，月华，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卷。

《水调歌头》等名作，暂且不提。忽观这句“天浴血，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押韵，就不必再说，但就这一句铿锵有力，宛若大江东流。不仅气势磅礴，用词方面也极其到位。“明灭”“有无”两词生动传神，烘托了“天欲雪”的阴沉气氛，也暗示他百感交集的心境。于是用丝柔若奔来形容，我认为再好不过了。他的诗词往往暗含讽刺，《吴中田妇叹》就写出了赋税之沉重，灾情之严重，以及政府之腐败，官吏之残暴，饱含对劳动人民深深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讽刺。苏东坡的诗词、文、书、画皆登峰造极。像东坡先生这样的全才不可不为之世所罕见。

最后我想用此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来结尾，因为他评判的十分到位：岁月失于道路，命运困于党争，生活寄于风雨，襟怀奉于苍生，正是他大江东去波澜壮阔的一生。

林语堂作文推荐的书篇三

内容摘要：鲁迅与林语堂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多的目光与关注投向鲁迅，而对林语堂的研究仅从近年才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鲁迅与林语堂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可比之处，二人在对时事散文的创作上、对幽默闲适的看法上以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上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将主要对这些散文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比较与探讨。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