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史专题课心得体会实用 党史专题课感悟(3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有关中国党史专题课心得体会实用一

在“治污减霾”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之际，按照区监察局开展宣传教育月活动安排，今天由我跟同志们一起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有关问题，期望通过这次授课，能对分局各项工作，尤其是“治污减霾”工作有所促进。

党的报告把建设生态文明视作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反腐倡廉定位在亡党亡国的生命线，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充分显示党执政为民的决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保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凸显、资金的增加，一些重要部门、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地带。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举措、新要求，环保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结合实际，立足岗位，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扎实有效地抓好工作落实。

一、腐败现象产生根源及其后果

“腐败”一词的本意是指生物的腐烂，后来被引入思想道德和政治领域，特指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社会公认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并造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形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联合国定义称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腐败现象古来有之，久治不绝，根深蒂固。产生腐败现象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分析，可以找出若干种原因。如社会历史原因、政治文化原因，也有当事者个人的原因。

1.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动力。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本能需求，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物性要求。这种生物性要求反映在人类行为的动机上，就是“欲望”。人在“欲望”非常想得到满足而没有得到满足时，其“欲望”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产生一些“出格”的行为。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

2.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因素。腐败现象在本质上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进入阶级社会后，物质财富的私有化，成为产生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当一个人能用手中权力交换到物质又不被束缚的时候，就会无限的放大这种权力。这样，腐败也就产生了。除非他受到道德的、法律的、或宗教的力量约束才可能放弃这种谋利行为。因此，如果当权者没有道德修养，法律又对他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制裁的情况下，他就会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无形的商品进行物质交换，以获取更大的私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寻租行为。

另一方面“官贵民贱”的封建剥削思想意识对人们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升官”和“发财”成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思维定式，连刚刚认识字的儿童也知道读书好便可以“学而优则仕”，有了仕的地位便可发财，便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至于封建社会中，当官后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是普遍常见的社会习俗。这种观念影响深远，以至这些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和观念，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都可以找到新的表现形式：官本位、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家长制、裙带风……

3.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说，通过法制和管理的手段，把人们对物质生活追求的欲望乃至行为，限制和约束到保证不妨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范围内，就能够避免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但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法制和管理力量投入失当，成为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法制立足于惩腐，管理立足于防腐，如果从开始就把管理抓好，使他们都能廉洁从政。也就不会存在这种腐败多发的势头了。那样要比等到他们腐败后制裁他们要好的多。如果想要依靠法制替代管理的办法治理腐败是不可能达到目地的。一个管理好的人不管法制如何他都不会去腐败。而一个没有管理的人一旦有机会他就有腐败的可能。

(二)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

如果要从不同社会发展历史、不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结构及领域中，列举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那是很难列举完全，也是很难说清楚的。权威人士对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是按以下几个方面来划分的：

1.根据腐败者的行为和目的来划分。腐败可分为拜金型、拜物型、徇私型、享受型、贪色型等。

2.根据人们对腐败行为的价值评价来划分。分成三类，即：白色腐败、灰色腐败、黑色腐败，人们对他们的谴责如同它们的色彩所表示的那样由弱至强。(1)白色腐败。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士)不积极支持对之惩罚的腐败行为;(2)灰色腐败。指对之惩罚虽为上层阶层所拥护，却不受到其它社会成员支持的腐败行为;(3)黑色腐败。指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包括上层人物)所一致谴责的腐败行为。

3.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来划分。一是根据腐败主体的数量不同将腐败分为个人腐败、制度腐败和整体腐败。

4.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来划分。根据腐败性质的严重程度可将腐败分为：官僚主义、违反党纪、政纪和违反法律但不构成犯罪、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5.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来划分。根据腐败发生的层次不同可将腐败分为权力腐败、行业腐败和社会腐败。

6.根据世界各国腐败的存在状况来划分。可将腐败分为高度腐败、中度腐败和低度腐败。高度腐败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中美洲等地区。中度腐败的国家主要是指印度、土耳其、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智利等发展中国家。低度腐败的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取得共识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着比较有效的体制和举措，腐败现象相对较少。

(三)腐败现象造成的社会危害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导致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1.腐败诱发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有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只有稳定,才能保护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由于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降低了政府的威信，打击了民众对政府行为的信心，从而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政府行为失去信心，导致政府危机，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动乱，即腐败破坏政治体系赖以运行的合法性基础。

2.腐败损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公平和正义是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某一政权内渗入腐败分子，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在管理公共社会事务过程中，截留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发展机遇、物质财富，这就破坏了社会管理的公平性，极其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协调发展。目前最突出的表现在为公职人员提拔、任命方面的卖官鬻爵、跑官要官，征收征用土地，城镇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不公正性导致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已经引起社会普遍的愤慨，群众上访集访不断，导致社会动荡。

3.腐败破坏社会的民主法治。“民主”就是主权在民，而权力腐败集中表现为缺乏民主、个人专断、权力集中、权力滥用、以权代法、贪赃枉法等。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民主，权力难以受到有效监督，致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时有发生;在腐败严重的地方，既不会有健全民主法治，也难以有良好的秩序和效率。

4.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败是一种对公共守则的破坏。当腐败行为未受到打击而受到人们的默认时，当高层人物腐化时，当社会中的人们感觉到不通过腐败就不能获取服务和利益时，当忠诚人员受腐败氛围的压力时，很难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会产生一种扩大效应，致使腐化现象扩散和蔓延。由此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社会道德的沦丧。毫无疑问，腐败是社会的罪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二、我国反对腐败的历史经验及基本形式

我国反对腐败的基本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运动反腐。即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惩治腐败的反腐方式，其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力量来对抗腐败。

建国初期，我们党主要是靠发动群众运动来反腐败。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后又发动了新“三反”“五反”运动、“四清”运动等。应当说，开展这些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正如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 丁俊萍教授所言:“这些运动的矛头，几乎都指向干部、党员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但由于这些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也误伤了一些人。”但运动型反腐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它打破了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

2.重典反腐。重典治腐在中国古代就成为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重典治吏的内容包括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匹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匹，才是加役流而已。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官员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此外，重典治腐还体现在刑罚的严酷上，封建刑罚不但是对违法者的身体残害，更多是精神上的。如犯罪者不但可能被断指(肢)、宫刑等，还可能同时被刺面。到了唐朝形成了对违法者施行残酷的“五刑”。即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明朝朱元璋设置的酷刑项目有：凌迟，滚汤，铁刷，钩脊，抽肠，剥皮，挑筋。可当殿行刑，残躯示众。还实施律外重刑(如剥皮充草)。他下令各州县设立“皮场庙”，在众人围观之下活剥贪官的皮，然后实之以草，制成人皮草袋悬挂在官府门前，以示替戒。

大臣无不战战兢兢。“令人感不像人间。”清雍正皇帝更是重典反腐的实践者。雍正在位时诛杀贪官不计其数。但他的反腐措施并不仅此，除惩治诛杀贪官以外，雍正还有三项更为彻底的措施：一是绝不放过贪官的涉案的亲戚和子孙。贪官们的罪一经核实，雍正就下令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二是让贪官“死而不已”。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

人一死，再大的事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他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三是杀贪官给官看。雍正继位不久就发生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经审理，山西巡抚诺敏与下属官僚“上下其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恩科主考官张廷璐泄漏考题、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罪大恶极。雍正原本是要把诺敏“腰斩”、把张廷璐“凌迟”，经大臣谏劝，改为诺敏“赐死”、张廷璐“腰斩”。

雍正下令：“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在诺敏、张廷璐行刑时，不论是否沾亲带故，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统统都到西市去‘观刑’。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大有好处!”- 这就是杀贪官给官看。对此，雍正还有一番高论：“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要叫当官的去看，一人也不许不去，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看得心惊肉跳，看得筋骨酥软，看得魂消魄丧，看得梦魂不安!这样，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就会有所惊觉，就得掂量掂量，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

“乱世用重典”，没有雍正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肃清贪官、清理积欠，就不会有后来的"乾隆盛世"。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后世出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虽说是一种夸张，却是对雍正治理腐败的肯定。

到了现代中国，重典反腐仍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早在1931年冬，刚刚就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就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等文件，《训令》规定，对贪污腐化分子必须给以严厉制裁，对侵吞公款300元者“判刑枪决”。1931年8月，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色贪财致死人命，刚刚上任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得知后十分气愤，派人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挠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以“贪色贪财致死人命”等罪判处死刑，5月9日执行枪决。这是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腐败分子。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华北局关于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后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贪污一案对中央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指出，刘青山和张子善“是大贪污犯”。并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反腐败的第一大案，史称“开国第一刀”。后人常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重典反腐”理念蕴涵着某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通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会提高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保持对腐败分子的威慑力，可收一时之效。但是，它毕竟只是一种滞后式的反腐败策略，只能达到治标的目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3.权力反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党的纪检机关、检察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恢复重建，加大了反腐败工作力度。据统计，仅20xx年7月至20xx年12月，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而检察机关在20xx年至20xx年的五年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其中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包括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35人)。综观几十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每一个案例，关于权力的腐败，不论其暴露的原因如何，到最后都要依赖权力部门的参与，来解决权力腐败问题。

有关中国党史专题课心得体会实用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谈一件事情。幸福也好，复兴也好，百十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考虑和追求这件事。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学历史要带着历史纵深感，历史上的事情不结合历史的纵深很难把它看清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对抗的清兵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但是这场战争清军却被打败了。不但如此，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也是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事件之一。在清王朝覆灭前的70年间：gdp从世界占比29下降到6；

不平等条约签订

数量达1145个，平均每年16个；

割地面积为174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7个英国。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怎么了？我们知道，这和一种毒品有关——鸦片。鸦片流入中国内地后，吸食范围非常广泛，官僚、地主、商人、太监、差役、军士、

和尚、尼姑、乞丐都在吸，毒害的是中国人的肉体和灵魂。魏源曾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林则徐曾对道光说，鸦片如果不禁，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因此，道光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远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是民族英雄，不但敢和英国硬碰硬，同时他还是被历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也是有过程的。他曾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洋人的膝盖不能打弯，这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讹传，到了道光年间林则徐依然相信它。如果认为敌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不一样，这就会直接影响战略。

鸦片战争初期，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接替他的人叫杨芳。杨芳到前线打了几仗，而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将却遇到了新问题，他说,“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一句话，他认为陆地上的他打不中海里的外国人，我是主你是客，这非常邪门儿，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洋人都是邪教，用的都是妖术。怎么破妖术？他们采用了三招：扎草人、建道场、买马桶，他们认为用污秽之物能破妖术，希望把马桶扔到海里能让英国人的炮打不准，取得战争胜利。当然，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1.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此前，我们败给了西方列强似乎还“情有可原”，而这一次败给了几百年来跟在我们后面的学生——日本，我们受了特别大的刺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研究甲午战败背后的原因。但不管战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2.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

康有为、梁启超把一道一道折子上给光绪，光绪是年轻的皇上，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

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百日维新”。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地方上没有人帮光绪落实新政。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3.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此后，中国开始了16年的北洋军阀混战。此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苦闷彷徨了，他们搞不明白日本和西方国家走得通的技术和政治革新的道路为什么在中国都不能成功。这时，一些人认识到，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技术的革新。

4.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提倡

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

但是，中国共产党98年前诞生的时候却是一棵幼苗。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实际上这和土壤有关系。总结一下，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一是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此后，1920年8月和10月，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

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不是统一的组织。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7月，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他们是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代表陈公博，旅日的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我们知道，此前80年，历代仁人志士推这个门、推那个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推开，为什么？因为手里没拿钥匙。打倒军阀除列强就是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中国共产党有了钥匙，打开了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番新的天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大政策，把其同三民主义结合起来，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了新三民主义。1926年7月，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各个击破；

这一策略实施的效果很好，北伐军进攻湖南，会攻武汉，攻取江西，进占福建，进驻上海，攻克南京，节节胜利。但是，细心的同志会发现，武汉、南京、上海等都是长江沿线城市，这说明北伐没有彻底过长江，这就出现问题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1927年7月

15日，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甚至公开“忏悔”。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等同志选择加入共产党。我们党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不是一路平铺直叙，而是经历了惊涛骇浪。但是大家会发现，在党的历史上，每当危难关头总有那么一批选择跟党一道走的人，这也是我们党能走到今天的原因所在。

国共两党说好要一起北伐，但是走到半路，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随后，共产党发动了大小一百场起义，然而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因为我们此前没有着重抓枪杆子，有一些枪杆子还抓得不牢，因此，在大城市周边的一些队伍被消灭了。然而，一批在起义失败后转向山区和农村的队伍却活下来了。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

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后来，我们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极大地触怒了蒋介石，于是他对我们党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我们都胜利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

军事上建立碉堡，这是硬的一手。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碉堡让我们吃了很多苦。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由于他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部委大秘整理，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12月突破敌人四道

封锁线，人数从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在这个历史关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进入军事“三人团”。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据历史统计，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员从30万人锐减到

3万人。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1936年12月，蒋介石赴西安督剿红军。12月7日，张学

良劝谏失败，于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2月25日，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宣布扣押张学良。张学良在36岁时被扣押，直到90岁时才被释放。学习党史，细节很重要，但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通过正确的历史观来指导我们对党史的学习。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战后，共产党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是战前的40倍。国民党军

队由抗战初期的170万人增加到524万人。此时，蒋介石给毛泽东同志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解放战争可以很快胜利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条肯定躲不了、绕不过，就是土地。任何一次战争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都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7年，中共

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初心和使命，就是满足老百姓切身的实际利益需求。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且不说国际上有势力要绞杀我们，单说城市建设和经济管理这摊事我们就不熟练。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开展，我们需要进行经验的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财政赤字两大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发行

量增加1445亿倍；

二是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一是“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

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投机商200余人，打击了

非法金融活动；

二是“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投机商在银元之战后转而投机两白（米、棉）一黑（煤），陈云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物资调运，适时抛售并收紧银根，投机商纷纷破产。

我们有软的一手，有硬的一手，有雷霆手段，有经济手段，立了威才开始搞经济建设。1956年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起来。

正当我国向苏联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时，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

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我国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勾画蓝图的方法。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第二步，到20世纪末，部委大秘公

众号整理，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发现，“三步走”步幅不一样，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50年。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第一步10年，第二步

10年，第三步30年。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

2020年到2050年这30年从中间分成了两个15年：从2020年

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发现，在“大三步”里面有“小三步”，“小三步”里面又有“新两步”，这就叫一脉相承。要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在历史上积累的教训，那就是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止步不前，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国家的发展速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其中十六大和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曾经有人问我，马克思主义能不能解决今天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想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人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认为，问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管不管用，

而是我们究竟有没有认认真真把它学透。

马克思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那么，我们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产生呢？当然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他能在一百多年前给我们提供研究问题的方法，已经非常伟大了。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以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只剩下五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平时形影不离的手机打个比方，因为世界上的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我们的手机里都有app软件，每隔十天半个月它就会让你升级，我们看手机软件这么小的东西每隔十天半个月还要给它升级，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死守一个教条，几十年不进行“升级”，肯定是不行的。我国之所以越发展越好，就是因为我们与时俱进，这也是我们能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个关键点。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里我要和大家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耿飚。耿飚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这样一位革命家，是有着非常深的爱民情怀的。1991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部委大秘公众号整理，老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他，但也有一部分群众是来找他告状的，怎么劝也不愿离去。看到这种情景，耿飚心情十分沉重。他把当地的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没有批评和责备大家，而是说了个故事，又问了个问题。他说，50年前我所在的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里，一个战士犯了严重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枪毙他。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这些老百姓都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百姓的请求。讲到此处，耿飚话音一顿，环顾四周，大声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耿飚的话在回荡。这一问，实际上是耿飚在拷问今天的共产党员还保留有多少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这值得我们深思。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大家已经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发现，在基层培训班上相对来说谈得比较少的是全面依法治国。难道全面依法治国相对于其他三个全面来说不重要吗？当然不是，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认真想一想，今天社会上的很多热点和焦点新闻，其实都和法律有关。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1935年1月2日，红军长征来到乌江天险边，命悬一线。王耀南在江边进行勘探时发现流速太快不具备架设行军桥的可能性，这让他一筹莫展。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过河是当务之

急，大家都非常焦急。这时，营里一个叫石长阶的战士跑过来说，他发现漫山遍野都是竹子，是不是可以砍竹子做竹筏过江？王耀南说可以试一试。于是战士们就到竹林里开始砍竹子，刚砍了没几分钟，石长阶又跑到竹林里提醒大家砍竹子的时候要分公母砍，否则老百姓要遭殃了。石长阶说，他从小在竹林长大，所以对竹子比较了解。要知道这种地区的老百姓冬天挖冬笋，春天挖春笋，平常还要把竹子砍了编背篓增加家里的收入，就靠这点竹子生活。竹子是分公母的，第一个分杈的地方是单杈就是公竹，双杈就是母竹，如果不小心把某一种竹子砍光了，这片竹林说没就没了，竹子没了让当地老百姓怎么活？王耀南一听是这个道理，于是他重新下令，让战士们对不能砍伐的竹子做标记。我想问大家，这个活儿细不细？实际上非常细。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是在竹林地区长大的人来说，感觉辨认起来是挺困难的。那么战士们跟我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们在此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竹子分公母，都是现学、现辨认的，是挺耽误时间的，而且他们在长征途中，晚过河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犹豫，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了老百姓的生计后面。我们今天谈初心和使命，谈先进性、纯洁性，什么是初心和使命？乌江边的红军战士给今天的共产党员上了最好的一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

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有关中国党史专题课心得体会实用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

30日晚上，在召开最后一次(也即第六次会议)时，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

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7月23日，为什么党的生日却定在7月1日?

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要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没条件庆祝。时间一长，对于这个秘密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只记得是7月暑假，准确日期就记不清了。

当中共中央第一次决定要庆祝党的生日时，正处于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反动派封锁的年代，也没有条件去查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第一个明确提出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毛泽东。

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1939年、1940年“七一”前后，中央和一些地方报刊均发表社论或消息庆祝党的生日。

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中说：

“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后来根据党史专家的考证和新发现的史料，确定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早已深入民心，所以就没有再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