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调研报告范文 刑事调研报告(八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一

一、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

(一)寻衅滋事，无理取闹。一线民警在查处违法行为或执勤时，违法者故意大声喧闹，挑起事端，引起群众围观，有的违法者当众辱骂公安民警，或拦住民警阻碍处理，有的干脆躺在路上以死相威胁，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还有的违法者倚仗自己有钱或有后台，对民警的执勤执法不屑一顾，态度蛮横，拒不配合，甚至扬言要找人收拾民警，气焰嚣张。

(二)恶意投诉，故意纠缠。一些违法者或受害人对民警执法、办案不满意，为了发泄私愤而恶意投诉、无理纠缠民警

(四)大打出手，暴力抗法。民警执法执勤过程中，被违法者大打出手，甚至使用石块、匕首、砍刀等凶器进行暴力攻击，给民警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五)聚众闹事，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基层民警执法难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期，执法环境复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工人下岗、拖欠工资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社会心态浮躁、道德观沦丧，功利性突出。因此，一些有钱人自以为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既不遵章守法，也不服从民警的管理;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制约，参与者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封闭，遇到民警执法往往一呼百应，对民警进行围攻。

二是社会整体法治水平不高。我国加入wto之后，群众的法制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执法部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公安部门越来越倡导文明执法和服务意识，在队伍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许多部门还将投诉量作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标准。但由于社会整体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准不高，大多数群众只讲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方面，许多群众往往民警的文明执法为软弱的表现，在民警执法时百般阻挠甚至暴力袭击。许多民警受纪律约束，面对攻击时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气吞声流下委屈的泪水。

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公安机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相关配套法规规定不明确，对于公安民警执法执勤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现有法律对暴力袭警行为没有作专门规定，对袭警行为只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对“警察”这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特殊对象没有进行特别保护，量刑明显偏轻。由于对暴力袭警者的惩处力度不够，袭警的犯罪成本低，也导致暴力抗法事件屡屡发生。

四是宣传工作不够深入，警民关系不和谐。由于民警执法执勤时直接与广大群众接触，民警执法过程中，一旦“损害”了部分人的不合法利益，就极易产生矛盾。同时，广大群众对民警部门的工作职责、队伍建设等情况也缺乏了解，对民警执法执勤工作存在误会，有的群众认为民警开展整治是为了搞创收、发奖金，从而从思想上对民警的执法活动产生抵制。

五是部分民警执法水平不高。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执法不规范，甚至出现执法差错，导致群众不满。少数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语言不文明、规范，极易使执法对象产生抵触情绪。还有些民警执法水平不高，存在“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也不善于耐心做群众工作，对同一类违法行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往往导致警民矛盾激化。

六是民警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一些基层民警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公安部配发的单警装备不能很好的利用或没有使用的意识，总认为处理一些小警情不需要带上单警装备，因而在执法过程中一旦遇到群众阻挠或暴力袭击，缺少应急处置措施，发生袭击事件时无法利用装备对自己进行保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对执法对象不注意观察、控制和防范。

三、应对之策

基层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安机关管理职能的发展，解决执法执勤难问题刻不容缓。我们应从法制、机制、打击、宣传等多方面入手，给基层民警执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树立“重塑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信念，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公安机关管理职能健康、稳步发展。

(一)法制保障。一是要尽快完善公安机关相关配套的法规及规章，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凡民警在执法活动中遭推搡、拉扯、殴打等行为，都可作为袭警罪来定罪，增加暴力抗法者的犯罪成本，保护公安部门的正常执法活动。二是要设立“警察合法权益保护协会”等机构，为受到恶意投诉、诬告或暴力袭击的警察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恶意投诉、诬告者进行惩处，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

(二)机制保障。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管事率、遵章率等多个方面对民警的工作进行考评，重点考核民警的工作效能，不能简单将投诉量与民警工作业绩挂钩，在倡导文明、规范执法的同时，用科学的考核机制激励民警从严管理严重违法行为，鼓励民警严格执法、公正办案，扭转“干多错多、干少错少”的错误思想。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制定基层民警执法规范，用制度规范民警的具体执法行为，对民警执法不公、违法违纪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投诉查实的民警要按情节进行教育或处罚。三是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民警执法时一旦遭遇暴力袭击，其他警种应及时增援，迅速捉拿违法闹事者，树立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

(三)培训保障。要充分利用基层基础建设的有利时机，按照“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要求，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使广大基层民警练就过硬的基本功，执法时能灵活应对各类不同的情况。首先，要广泛开展宗旨教育学习，教育民警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克服以管理者自居的作风，执勤执法时注意文明、规范用语，不说霸道话、不做霸道事，同时用反面典型教育民警廉洁自律，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其次，要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定期组织民警学习《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及各类公安管理法律法规，通过自学、授课、考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增强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再次，要重点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从规范执法、窗口业务、科技装备使用等多个方面对民警进行培训，切实解决“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的问题，不断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避免因民警的执法差错而引起矛盾;此外，还要开展执法艺术培训，通过对民警情商的开发，让民警执法时学会使用策略和方式方法，正确把握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严格处罚，执法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避免与违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民警在执法时只有严得有理、宽得有度，才能以理服人，争取民心。

(四)宣传保障。一是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以“五进”宣传为载体，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特别针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地区及外来工集中的企业开展宣传，增强农民、外来工的法制意识。二是宣传公安机关管理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钢安部门的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的安全稳定。三是对民警执法难的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通过对阻碍、抗拒民警执法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曝光，对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深入宣传，可以很好地融洽警民关系，增强群众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构建融洽、和谐的警民关系，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五)装备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公安装备建设，为一线基层民警配备完善的装备，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向基层民警倾斜，配齐、配足基层民警执勤执法用的警械装备，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法对民警的伤害。

(六)打击惩治保障。对民通民警遭遇的恶意投诉、人身攻击等恶劣行为，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调查取证，对恶意投诉乃至诬告者进行严肃警告，如不听告诫仍四处诬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辱骂、围攻、殴打执法民警的行为，公安治安部门要按照《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暴力抗法等极端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惩治，决不手软，只有通过“杀一儆百”、树立反面典型，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重塑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

(七)心理健康保障。民警受到恶意投诉、无理纠缠后，要安排专人对民警做必要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抚慰，帮助民警放下思想包袱，解除心理压力，积极投入工作。对遭暴力袭击而受伤的民警要及时救治，民警所在单位和相关领导要主动关心、慰问受伤民警，并将对违法者的惩处结果告知民警，为民警声张正义，还民警以清白。要定期举办民警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座谈，或设置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室，相关领导要经常与民警谈心、交流，倾听民警的委屈和心声，引导民警正确看待执法难等问题，消除基层民警在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情况下产生的紧张心理。可以通过开展“心系民警冷暖”为主体等活动，切实关心基层民警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要通过建立加班补助制度、年休假制度、定期体检制度、健康档案制度、就医保障制度、民警家属失业援助制度等一系列从优待警的措施，想方设法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让基层民警真正感受到集体的关心和温暖，确保民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积极性。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二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三

党的xx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保护耕地。保护耕地，就必须严格执法。当前，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各类土地违法案件不断发生，“执法难” 似乎是已成共识。土地执法疲软既然成为了常态，那就一定有它的原因。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上的，也有体制上的，也有机制上的，当然还有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一、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观念偏差。

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政绩观、发展观和利益观上出现偏差，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工业强市、工业强县、工业强乡成为首选，就连许多村也完全不顾自身实际，纷纷高喊“工业强村”了。发展工业，必然要大量占用土地，在当前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把土地供给闸门的形式下，一些地方政府铤而走险违法占用土地发展经济也就势在必然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既是土地的管理者，还是相当一部分土地占用的审批者，甚至又是土地的使用者，政府领导在耕地保护与“政绩”之间发生矛盾时，天平向何方倾斜是十分明了的了。面对这种形势，土地管理部门要想规范用地秩序、依法查处政府主导下土地违法行为无疑只是一厢情愿的事了。

(二)基层执法手段偏软。

目前，土地执法监察人员相对不足、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不高，也是土地违法履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动态巡查不到位，一些土地违法行为难以发现，即使发现后也只能口头或书面停工，如果当事人无理取闹，拒不停工，强行制止，可能引发矛盾激化，执法人员可能受到围攻和人身威胁。依法处理必须经过调查取证、处罚听证、复议诉讼、申请执行等许多环节，一个环节遇阻，就会造成案件查办久拖不决。另外，国土资源部门在对违法占地作出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无权强行拆除，必须申请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于此类申请，法院一律不予受理。土地执法监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执法人员乃至执法机构对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缺乏了动力、丧失了信心。

(三) 法律法规明显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都有没收地上建筑物的处罚规定。但如何没收，由哪个或哪些部门来没收，没收后如何处理，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实践中也就难以操作。那么，最后就会演变成不操作，或者是以罚款代没收。这样的处罚就形同虚设。土地管理部门照这样的规定下处罚，违法者却并不拿它当回事。

《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处罚容易执行到位，但这不是目的，“责令限期改正”才是目的。可被处罚人拒不改正怎样处理，法律上没有给出答案。土地管理部门拿被处罚人没辙。就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恐怕也难以处理。所以这一目的事实上难以达到或者说根本达不到。

《土地管理法》第七章法律责任中，没有任何条款对村级组织的违法行为作出法律规定，因此村级组织就会以集体的名义钻法律的漏洞，从事涉及违法行为。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中针对主要责任人的行政处分条款很多，但并不能适用于村委会这些责任人。这样对这类直接责任人而言，行政处分不适用，刑事犯罪构不上，剩下的只有行政处罚中的罚款了。实际情况是通过土地违法行为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罚款的实际数目，致使土地执法的威慑力大大折扣。

(四) 执法执纪相互脱节。

现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了。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都有规定，对土地违法行为者的责任追究有行政的、刑事的、民事的和经济的，不可谓不全面。对案件的查处规定有移送的、联合办案等机制，可能涉及的单位和部门有公安、检察、纪检监察，按说是阵容强大，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什么原因?主要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机制发挥不了很好的作用，资源得不到有效的整合。各种责任是明确的，但如何去做才能追究到责任人的责任却并不明确。实践中，一些部门和单位认为查处土地违法行为是土地管理部门的事，与己无关。处理人是得罪人的事，都不想沾。由于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按规定移送或提出联合办案，若是不合意，有关单位和部门总能说出若干条理由来加以婉拒。即使勉强接受，也是久拖不决。上级部门追得实在太紧，处理几个小鱼小虾应付一下，或者是大事化小，从轻发落，风头过去了，可能还把处分决定从档案中抽走，即搞所谓的“假处理”。违法者不仅毫不畏惧，事后可能还被提拔重用。这种在党纪政纪方面执纪不严，行政法上处罚不当，刑法上罪刑不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违法者的违法心态，刺激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和部门违法用地。

二、严格土地执法的思考

要解决土地执法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以坚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构建和保障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为目标，对土地违法者敢于动真格，使我国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严格”落到实处。

(一)严格实行问责制。

近些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等土地管理新政，强调地方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负总责，严格实行问责制。在具体的土地执法中如果真正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对每一起土地违法案件尤其是影响较大的土地违法案件问责到位，土地违法的蔓延趋势一定会得到遏止。

(二)提高行政执法效果。

在提高土地执法监察的公信力、确定力、执行力，保证土地执法监察的实际效果的基础上。建议国家高层研究制定土地执法与纪律检查和刑事处罚的有效衔接机制，使土地行政处罚的拆除、没收、罚款以及移送后的纪律处分、刑事处罚都能落到实处，真正把国家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贯彻落实在国家机器的个个环节。

(三)调整法律责任标准。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而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存在着对土地违法案件的处罚标准或过重或过轻、处罚规定不具体不明确等的情形，况且在新形势下的一些土地违法行为找不到处罚依据。所以建议修改完善土地法律法规，提高土地行政处罚的针对性，使土地执法行政处罚依据完全充分、处罚标准具体明确，处罚措施易于操作。

(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

国土资源部门要解决好执法难的问题，就必须解决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积极为地方首长当好参谋、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搞好服务。xx市国土资源局根据自然地域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了向黄河滩要农业用地，向山前冲积坡要工业用地，向浅山区要城市用地，向空间拓展要建设用地的战略措施。通过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充裕的空间，这样土地违法现象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或者消失。

最新刑法调研报告范文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代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全面擘画司法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省委高度重视我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省委常委会、省深改领导小组多次专题研究、作出部署。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对全省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监督指导，听取审议专项报告、开展专题调研、组织人大代表视察调研，给予大力关心支持。省委政法委及省司法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加强组织协调，9月25日省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工作小组对省法院开展改革督察。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大力支持配合，为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改革创新的强大合力。

我省法院于2015年9月在福州、厦门、南平三地9个法院启动改革试点，2016年8月在全省法院全面推开。省法院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履行改革主体责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坚定改革定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把握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新需求新期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始终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融合、依法有据遵循规律与体现福建实际相契合，保持速度、对标高度、健全制度，锲而不舍、蹄疾步稳推进司法改革。省法院先后召开92次党组会和司改领导小组会研究部署，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司法改革文件220余份，开展4轮专项督察。今年以来，着眼于“巩固、深化、拓展、提升”，部署推进10个党组重大调研课题和53项改革重要举措，坚持“完善提升一批、复制推广一批、创新推进一批”，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发展。全省法院多项改革创新成果入选全国法院改革典型案例或在全国复制推广。

在省委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和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全省法院各项改革任务深入推进、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取得显著成效。依法公正高效审判机制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全面落实，符合审判特点和司法规律的司法权运行新机制逐步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健全完善;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稳步实施，司法效能和审判质效不断提升。今年1至8月，全省法院审执各类案件50.88万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99.32%，一、二审后服判息诉率达97.91%。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进一步提升。法官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全省现有员额法官3976人，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7.62%;人员分类管理逐步深化，85%以上人员力量向办案一线集中，一线办案人员较改革前增长13.98%;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员额法官平均年龄45周岁，本科以上学历占98.14%，具有10年以上办案经验的达76.50%。今年1至8月，全省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20.4件，同比上升57.39%。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司法公信力进一步增强。立案登记制改革全面实施，跨域立案全省推行，让“告状难”问题真正成为历史;攻坚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打出声威，成效显著;信息化和智慧法院建设加快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司法公开民主持续深化，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公平正义获得感。

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对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作用。省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统筹兼顾，以点带面，整体推进。

全面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出台《福建法院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等31份指导性文件，构建权责明晰、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审判权运行新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着力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确立法官办案主体地位，推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取消层层请示、逐级审批案件的传统做法，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外，院庭长不再签发本人未参与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独任法官、合议庭自主签署签发的案件裁判文书达99%以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强化审判委员会审判管理、审判指导和统一法律适用职能。着力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制定审判人员依法履职“一规定”“两清单”“三指引”，厘清职责权限。坚持“入额必办案”，建立院庭长办案刚性约束和监督保障机制，充分发挥院庭长办案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2017年1月以来，全省法院入额院庭长审结案件637041件，占结案总数的45.97%。全面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加强类案指引与质量评查，严把二审、再审关，统一司法尺度，确保裁判质量。推进业绩考评制度改革，树立正确激励导向。健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明确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7种情形，确保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着力把该严的监管严起来。把全面从严治党治院贯穿改革全过程，推动审判执行与队伍建设、廉政监督与执法办案、作风建设与法院管理有机融合，审判监督与纪律监督、“数据铁笼”与“制度铁笼”有机结合，构建以院党组统一领导、审判委员会统筹管理为统领的“六位一体”新型审判管理格局，完善以作风建设、效能检查、纪律监督为主体的“大督察”工作新机制，确保放权不放任、用权受监督。

深入开展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以员额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为重心，将司法人员分为员额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大类，并注重人员专业化分工、类案专业化办理，全省法院共组建以法官为核心的新型审判团队1648个。坚持以案定额。把员额向基层和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法院倾斜，不搞“平均分配”。基层法院、中院和省法院法官员额比例向上逐级递减，思明、晋江等6个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法院法官员额比例最高核定为42%，较好体现了三级法院职能定位和工作特点。坚持好中选优。经过严格考试考核、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人大依法任命等程序，先后三批择优遴选4205名员额法官，既保证高素质优秀法官进入员额，又注意保护各年龄段和各层级人员的积极性。坚持有进有出。出台员额退出管理办法，有229人因转岗、辞职、退休等原因退出员额。特别是对只拿待遇不愿尽责、担当不够不敢尽责、能力不足不能负责、违纪违法惩戒问责的法官，坚决退出员额。坚持分类定责。出台人员分类定岗实施办法，让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各归其位、各尽其责。首批招录1920名聘用制书记员，探索引入在校大学生担任实习法官助理、实习书记员，创新推进审判辅助事务集约化、社会化。与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相同步，着眼优化协同高效，2016年9月起在9个基层法院和平潭综合实验区法院先行启动内设机构改革试点，优化审判职能，简化管理层级，强化司法效能。

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大力推进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全面完成员额法官等级确定和按期晋升工作，逐步落实与单独职务序列相配套的职业保障制度。全省法院按期晋升法官等级1694人次，择优选升高级法官398名。落实“三类人员、两种待遇”工资改革政策，建立以工作业绩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机制，充分调动一线办案人员工作积极性。积极适应司法改革新任务新要求，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推进司法能力提升行动和“四个人才工程”建设，加快高层次审判人才培养和司法人才库建设，规范法官职业操守和司法行为。加强司法人员权益保障，全面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严格落实防止干预过问案件制度。

稳步推进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按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如期实现省以下法院人员编制和经费统一管理。2017年1月1日起，全省法院机构编制上收省级统管，各中院和基层法院院长全部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省以下法院(不含厦门，下同)全部作为省级财政一级预算单位，经费纳入省级财政保障。今年省以下法院财政年初预算24.89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23.77%。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省法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等7个规范性文件，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确保司法公正。

大力推进庭审实质化。会同检察、公安机关出台28个常见疑难罪名类案证据册和《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证据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全面试行庭前会议、非法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三项规程”，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今年1至8月，全省法院召开庭前会议案件597件，排除非法证据64件，证人、鉴定人等出庭率达77.90%。在省委政法委统一部署下，福州中院和鼓楼、福清法院开展“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推广应用试点工作。

认真开展刑事速裁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福州、厦门18个基层法院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推进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宽严得当。2016年9月试点工作开展以来，18个试点法院共审结认罪认罚案件12004件13557人，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44.27%，其中判处缓刑的占43.89%。

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贯彻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015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宣告94名被告人无罪。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确保量刑公正和司法统一。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保障律师依法履职。

推进司法审判与监察程序有机衔接。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升政治站位，抓好工作落实。与纪检监察机关共同出台《福建省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协作配合办法(试行)》，做好法法衔接。

改革和信息化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省法院坚持创新引领，强化信息化支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释放司法生产力，增强队伍战斗力，提高司法公信力，以高质量司法保障高质量发展。

着力完善服务保障三大攻坚战和营商环境的司法工作机制。紧紧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赶超目标的要求，研究制定《关于司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关于为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供强有力司法服务保障的意见》等，健全案件审判和司法服务机制，创新府院联席互动新模式，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完善金融案件集中管辖、纠纷预警和破产案件简化审理、“执转破”等机制;聚焦精准脱贫，加大司法精准帮扶力度;聚焦污染防治，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创新完善生态司法保护体系“福建样本”。

着力完善涉台、涉自贸区和知识产权、海事海商审判机制。创新推进涉台司法工作，完善特邀调解员和台胞陪审员制度，推广设立台胞权益保障法官工作室，连续成功举办十届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设立自贸区法庭和审判庭，完善涉外、涉港澳、涉侨等审判机制，健全域外法查明机制，平潭法院与市场监管部门创新企业信息共享机制被国务院列入第四批全国复制推广的自贸改革试验成果。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设立福州知识产权法庭跨区域管辖和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构建现代海事审判体系，完善涉外海事诉讼与仲裁良性互动机制，首次发布双语《海事审判白皮书》。

着力完善行政案件跨域管辖和民生权益保障机制。2015年9月起，在全省范围对行政案件实行跨行政区域管辖，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更好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引入心理疏导、家事调查员等制度，推进少年审判与家事审判融合创新。联合省14家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37个法院成立独立建制的家事审判机构。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完善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诉信访、远程视频接访等制度。

着力完善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创新跨域立案和诉讼服务司法协作，在全国7家高院和14个中院推行。出台《关于深入开展精准服务便捷服务品质服务全面推进全省法院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整合诉讼服务资源，打造诉讼服务大厅、itc自助服务终端、网上诉讼服务平台、掌上诉讼服务帮手、12368诉讼服务热线“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型诉讼服务体系，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繁简分流和调解速裁机制改革的意见》，推进简案快审、普案标审、难案精审。全省法院设立速裁团队612个，今年1至8月，通过“分调裁”结案的占结案总数的53.56%。贯彻执行《福建省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