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行心得体会报告 遵义之行感想(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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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遵义行心得体会报告一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就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确定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各位团友，现在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大门。各位团友请抬头看，那苍劲有力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是毛主席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的两层建筑。上盖灰瓦，歇山式屋顶，整个建筑分为主楼和跨院两部分。主楼楼房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卷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

现在，我们来到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会议室，这原本为房主的小客厅。会议室呈长方形，面积27平方米。室内陈设基本上是当年开会的原貌。洋员灯、挂钟、壁柜、椅子以及火盆都以原有的风貌与各位见面。会场景点虽简陋狭小，然而正是在这里取消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主席、周恩来的军事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居住室，它位于主楼西头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老式木架，粗布垫单、薄棉被、铜墨盒、马灯、笔筒的物件。壁上持枪、望远镜和竹斗笠以及周恩来长征到陕北后的留影。从这些物件中，我们可以想象周恩来在战争岁月中呕心沥血的生涯，令人肃然起敬。朱德、康克、刘伯承及参谋员的住所都和周恩来的一个样，除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物品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不难想象到他们在那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英姿飒爽的风姿以及随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

遵义会议陈列馆为遵义20世纪30年代民居特色的二层建筑。陈列馆由序厅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永放光芒”五部分组成，内容以红军长征为主线，以有关热舞和事件为板块，以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为重点，点线面有机串联起来。同时反映红军在遵义的活动和整个红军长征的概貌。陈列内容有红军长征，进军贵州;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之战三部分。展览线长160米，展出革命文物，历史照片、图表资料236件。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队地位。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有关遵义行心得体会报告二

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文化遗产，它所孕育的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懈追求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目标。下面请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长征故事中的遵义会议。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