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设计美学论文(模板16篇)
正文:美的存在是极其普遍的,具体表现为各种事物的美。不仅在自然领域,社会领域,艺术领域,而且在人自身,美都是广泛存在的。美的广泛存在及其向人们生活的渗透,构成了美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联。
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自然只是“自在之物”。人类社会形成以后,自然与人类社会世界发生密切的关联,自然向人类敞开,自然美的显现成为可能。在自然界,美的事物的存在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如险峻的高山,汹涌的大海,漂浮的白云与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以及鸟语花香,草木丛生等。自然本生的勃勃生机,万千景象给人以精神享受,让人心旷神怡。这些令人激动与让人流连的美的事物,使自然之美得以彰显。在这里,自然美主要是关于事物的线条、造型、体形、颜色、光线、声音和质地等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构成比例与关系等形式美的法则。
社会美是存在于社会领域中,有人类创造的文化与世界的美,同时它也包括人自身的美。美从来都是社会性的,社会美显现在人类创造社会生活的全部历史活动之中。此外,美还与人吗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彼此虽有不同,却难以分离,往往体现为人类的生活美。
但是美的典型形态存在于艺术领域,艺术美是艺术作品显现出来的美。
而无论是哪种美,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社会性。为什么这样说,第一因为审美主体都是社会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他的审美意识必然受到时代、民族、阶级、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教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任何审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必然受到物质生产力的水平、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
人的审美活动与人的一切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一样,不能脱离自然界。自然地理环境必然融入人的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从而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风貌。对审美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经济、政治、宗教、哲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经济的因素是最根本的、长远起作用的因素。社会文化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在每一个个人身上,集中体现为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审美趣味是一个人的审美偏爱、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的总和,是一个人的审美观的集中体现,它制约着主体的审美行为,决定着主体的审美指向。审美趣味既带有个体性的特征,又带有超个体性的特征。审美格调(审美品味)是一个人的审美趣味的整体表现。
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品味)都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都受到这个人的家庭出身、阶级地位、文化教养、社会职业、生活方式、人生经历等多方面的影响,是在这个人的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在整个社会,集中体现为审美风尚和时代风貌。审美风尚(时尚)是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中流行的审美趣味,它体现一个时期社会上多数人的生活追求和生活方式,并且形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氛围。时尚的一个特点是影响面广,往往不分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也不分男女老幼。时尚的另一个特点是渗透力和扩张力很强。时尚的扩张和流行,对于社会中的很多人来说,往往要经历一个“装模作样”或“装腔作势”的过程。这种“装模作样”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上占越来越大的比例的中小资产阶层群众追随上层精英分子的生活风气的一种表现。在当代,这种社会大众掀起的追求时髦的运动,越来越影响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和生活风气。时代风貌是一个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所显示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审美风貌,是那个时期的社会美和艺术美的时代特色。
自然美往往是生活中最常见,最易见的美。它无需人的加工创造,只须人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和直观。自然美最先显现为田园之美。田园是人的耕种之地,田园提供了人生存的食物,人的生存离不开田园。它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只是耕种,还有与耕种相联的居住。田园它集聚了人和万物,聚集了人的喜怒哀乐,也聚集了万物的生长和收获。田园里有春风秋月,夏雨冬雪,有播种的艰辛,丰收的喜悦,甚至也有失收的无奈。田园之美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美,也是文化的美和人性的美。
如果田园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话,山水则不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从田园走向山水,正如人从故乡走向世界一样,人从直接生活的自然走向了一个间接相关的自然,从田园之美走向了山水之美。人与山水的关系表现在山水的两重性上。一方面,山水远离喧嚣的人世,宁静无言,人们走近它可以忘却世俗的荣辱而享受到它的宁静;另一方面,人可在山中游走,在水间游玩,人与山水可交流对话,山水可成为人无言无害的伙伴。如此,山水也不单纯是以它的美吸引人们,而是向人们显现了生活世界的无限。
自然美的显现之所以可能,离不开人的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人让自然作为自然显示出来,同时自然向人将自身显示出来。自然美的形式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包括了内容。这首先表现在自然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特别是田园和山水成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其次自然是人的心灵的投射物。如龙凤和四君子集体心理创造出来的自然美。最后,自然美也是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没有特定的内容,但它是有意味的。
自然美具有的社会性由此,可见一斑,而社会美的社会性则更甚。
社会是人,事,物构成的整体,其等同于人类,文化和世界等。因此,社会就是人类的生活自身,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和世界。它是美的现实的显现之地。
社会美体现在人格美,事物美和器物美。如果自然美是显明的,那么社会美则不是那么显明了,社会美的存在甚至是可疑的存在。这是因为社会美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甚至备受轻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社会美不如自然美那么明显直接,也不如那样典型、纯粹和完美。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美包含了人之美,人之美美在人格。无欲、人与物关系的解放和精神自由是人格美的基本特征。一个达到了人格美的人可以是无我的、有我的和超出自我的,这是人达到人格美的过程。无我阶段的人还是一个没有区分自我和对象,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有我阶段的人是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人,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分离开,将世界作为自我达到对象。第三阶段是超出自我的阶段,此时的自我是将自我与世界融合,人我同一,物我交融,它是真正的自我,超出了狭隘的自我,是一个智慧的自我。这时的人达到了审美的境界,实现了人格美。
社会美除了人格美之外,还有人和世界发生的事件的美。人在生活世界里的行为活动表现为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精神之间打交道发生的事件,它们也都显现出美。
此外,各种事物本身的美也是一种社会美。物自身的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聚集了人和事,是物的本性向人敞开和人的本性在物中显现。在此是物性与人性的显现,这样以后总既显现了物又显现了人的物就是美的物,物的美就是物性与人性显现的光辉。
艺术美和社会美,自然美之间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和关联。一方面,人与自然不单纯地是一种利用、征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伙伴关系,一种相互融洽的关系,它们同属一个共同的生态中,不再是遥远的彼此隔离的关系,而是越来越亲密的近邻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与艺术之间发生了越来与亲密的关系,现实生活也需要艺术了,如人居住、办公包括公共场所除了功能化,还要艺术化,至少要讲究艺术性的外形设计,实用不再是商品的唯一目的。因此,可以说,艺术美包含了社会美和自然美,又区别于社会美和自然美。
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美的社会性是它们共同的纽带,共同构成了大美的世界。
参考文献:《美学》——彭富春。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星级大酒店,先到的人在这里吃喝睡,迟来的人伺候人家吃喝睡。等到谁吃饱喝足睡够了走人,那伺候的人才能替补上去吃喝睡。
有个人来得太迟到,连吃喝睡的差事都没有了,只好去伺候撒。
但他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里有面大镜子可以照面孔,有香喷喷的毛巾码成一大螺,有热气烘手,温暖如春。鲜花天天换香水时时喷。有光洁的地板如镜。这一切比大酋长小酋长家的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人家顶替轮流换了一轮又一轮,只有他爱死了这个岗位哪也不去,过了一年又一年。
终于他也到了婚嫁的年龄,只好告别相守多年的星级wc回家去了。但他心中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美好情节。于是他把新房装饰成他心中最美的地方,无论是新娘还是客人都说这里真是漂亮,于是推广开来造出了许多wc似的屋宇。
美观是外部世界寸入内心的一样东西,那人觉得酒店的wc很美,就接受了它,并再现出来,这是多么纯的审美过程啊。
一、美学与日常生活的渊源。
美学是关于审美现象的综合性的人文学科。自美学思想产生至今两千余年来,美学与生活一直有着很深的渊源。
文化研究者们认为,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时期:口传文化时期、印刷文化时期和电子文化时期。在不同的文化时期,审美与生活由合一到分离,最后再次走向融合。
在口传文化与手写文化前期,审美与生活曾经是混沌一体、不分彼此的。那时审美是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渔猎时代的弓箭既是工具也是心爱的审美艺术品(如果当时有所谓的“审美”观念的话)。审美与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或者说当时审美还没有从生活中分娩,人的审美意识还萌动在生活实践的母胎中。
譬如中国古代的玉璧以及佩戴的各种美玉,既是当时的审美艺术品,同时也是祭祀用品和某种观念的象征物,具有原始宗教、伦理道德、政治活动的实用意义。即使到了孔子那个时代,审美仍然很难同生活分得那么清,诗、乐、舞,并不是后来人们观念中的纯粹艺术。甚至中古时期(如魏晋)的佛教和石窟壁画、雕像,很难说当初有多少人是带着审美意识把它们当作“艺术品”去塑造的。西方亦如是,古希腊戏剧当初也是酒神节祭祀仪式的一部分。
在手写文化后期,纸张出现了,审美意识逐渐“独立”了,此时审美与生活开始疏远。这对审美艺术的独立发展是一个重大促进,特别是印刷时代的到来,为审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此时,它以“精英化”、“贵族化”甚至“神圣化”姿态与“生活”拉开距离,审美被供奉在高高的奥林匹亚山顶上。人们认为,正因为审美与生活不同,它才是审美艺术,而且,似乎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越远,越是高高在上,就越是好的审美艺术。
与那时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理念相应,审美活动被认为是高于生活的创造。审美艺术品被认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产物,是超越凡俗的圣果。审美艺术活动因为是精英者的活动,是人上人的活动,是高雅人的`高雅活动,审美艺术作品也就被看作与凡俗生活不同的高雅、特殊、精贵之物。这样就把审美艺术家与普通人隔离开来,给艺术家戴上天才桂冠。总之,这一时期把美学与生活区别开来,强调美学与生活的距离。
大约从19世纪末2世纪初开始,人们的审美活动逐渐发生变化。最初的苗头是从电影艺术对视觉艺术的张扬开始的。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就如同进入生活。电影的出现,预示着美学生活化的开始。尤其是“电子文化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人们的美学观念走向“新生代”。在这场美学观念的时代变革中,审美似乎没有了边界,甚至那些低俗的、过去不可能与艺术沾边的“现成物品”,也成了审美艺术品。当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省美术馆里收藏着一个普通的、谁家都有的盥洗池,作为一件艺术珍品供人欣赏时;当美国“捆绑粘结”艺术家h·哈蒙德把破布、丙烯酸树脂、石膏粉、木头、泡沫橡皮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捆绑胶粘在一起,创造所谓“女权主义者的艺术”时,具有传统美学观念的人目瞪口呆。
但是,某些具有超前观念的理论家做出解释,说那些把种种“现成物”当作艺术品的人,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非常严肃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在扩大或重新创造人们的审美观念,现成物品转换为艺术品的奥秘在于审美态度。在这些理论家那里,任何对象,无论它是人工制品还是自然物,只要对它采取一种审美的态度,它就成为一个审美对象。然而,当什么东西都可以为艺术的时候,艺术也就不成其为艺术了,艺术消失于生活之中或者说与生活融为一体了。
德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克劳斯·霍内夫在讨论当代艺术时指出:“在西方世界,不仅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一般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艺术本身同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美学原则几乎完全被抛弃,结果是艺术家们不再感到与社会截然对立。”
在过去审美是一种经验,而现在所有的经验都要成为审美。过去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艺术”、玩“艺术”,现在却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玩“艺术”。在后现代社会,似乎成千上万的主体突然都说起话来,他们都要求平等,艺术成为了一个众人参与的过程。大地艺术、观念艺术、广告艺术、波普艺术、卡拉ok、各种群众艺术晚会……观众和演员常常合二而一。此时,创作与欣赏的界限消失了,作者与读者的界限消失了,审美与生活的界限消失了,审美活动与现实活动的距离消解了。于是,生活就是美学,美学就是生活,美学与生活再一次走向融合。
二、美学观念转变的原因和基础。
美学发展演变的原因极其复杂,然而也有规律可寻。美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它的动因既有自身方面的,又有社会方面的。
首先,经济的影响。恩格斯曾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指出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包括审美需要)的关系。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前,自然不会意识到审美活动的重要性。但是,在物质生活水平高度繁荣之后,审美活动的重要性无疑被提上日程。过去是为了“身上衣衫口中食”,现在却是要美化自己、美化生活,通过“生活的美学化”来更大程度地解放自己。此时,人人都开始从美学角度发现自己、开垦自己。其结果导致生活成为一门艺术,或者说被提高为艺术。
其次,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剧,对美学的平民化、民主化起了催化作用。在哲学方面,本质主义的解体,现象的多样性被重视,多元思维的建立等,也对美学观念的转型产生影响。尤其是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更为美学观念中的民主化、平民化及美学与生活的贴近和同一提供了理论前提。此外,艺术的自我消解,自然美、社会美的相应崛起,也使传统美学以“艺术”来抵御生活这一带有明显局限性的美学观念遭到质疑。
不难想象,既然“艺术”本身已经自我消解,那么,精英审美对于通俗审美的排斥也就成为了不可能,审美与生活的同一也就顺理成章了。从社会角度看,生活美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古典美学时期,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工,造成了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分离,美被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强化。进入当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日益融合,生活美由隐而显,也是必然的。从劳动过程看,在古典美学时期,人们往往更重视精神产品,轻视物质产品,劳动过程也被区别为“动脑”和“动手”两部分;而在当代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逐渐合一,同样也导致了“动手”的魅力。
最后,技术的美被发现。从技术层面上看,电视转播、互联网等的出现,空间距离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几乎不复存在。伯恩海姆说:“计算机最深刻的美学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们怀疑古典的审美艺术观和现实观。”人们已经注意到,日常生活正日益显示出与艺术条件的同一性。在古典美学时代,由于以文字为基本媒介,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需要通过文字的转换联系,需要借助于思维、理解、想象而完成创作或接受,审美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
而在电子文化时代,由于电子媒介的作用,作者与对象、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联系由间接性变为直接性。它们有时直接合二而一,混为一体。读者简直用不着思维、用不着理解、用不着想象,直接感受就是,直接看、直接听就是。由于电子媒介的存在,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审美上,现实与影像也处于新的关系中,你去裁缝店做衣服,可以先在计算机屏幕上逼真地做出衣服的样子,顾客还可以参与设计,这种非现实的虚拟图像,可以丝毫不差地转换为现实。这样,古典艺术那种从外面去认识或把握现实的状况被取消,艺术活动本身就是现实自身的活动。于是,艺术再也不像古典时代那样神圣、神秘和永恒,那样具有唯一性。机械制作、大量复制、随身听……把创作和欣赏带入了新的境界。这样,就把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美学与生活的距离就此泯灭。
三、美学生活化的发展前景。
“美学生活化,生活美学化”,作为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现象,无疑体现出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涵。但由于日常生活中审美意识的多样性、复杂性很难对其做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下面从正负两方面价值取向谈一谈初步看法。
首先,从积极方面看,审美植根于日常生活,对张扬个性、解放思想、加强民主等人性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人们追求个性解放,彰显自我,丰富和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美学生活化”更新了原有的日常生活内容,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封闭性,激发了大众强烈的参与愿望和体验的热情,拓宽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它的传播与普及,引导人们树立起科学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态度,促使其朝着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
另外,“美学的生活化”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文化市场,极大地提高了文化生产能力、文化生产手段的效能和文化产品的数量和水平,从而使高雅审美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和受众。由于“美学生活化”演绎的世俗神话让大众含蓄地解放自己心中的无意识冲动,使人们在轻松幽默中发现小人物大世界,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同样充满了惊喜和阳光,并且打破了精英审美对审美意识的垄断,消除了审美特权,促使主流审美、精英审美都在各自的现实实践中寻找并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其次,从消极方面看,靠市场机制的运作来进行审美产品的生产、制作、流通和消费并实现生产者的商业利润,这种商品性特征改变了传统审美文化的传播方式,使审美活动披上了一层经济的外衣。传统美学的权威性、崇高性和严肃性逐渐被庸俗性、娱乐性和消费性所取代。其审美内容往往平面化、无深度。有的为了迎合大众趣味,把平庸化的东西奉为新潮,而深刻、崇高的东西反倒显得落伍,从而导致一种“媚俗”的倾向。
外来审美文化中还有不少色情、暴力以及俗不可耐的广告语等文化垃圾的存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对于缺乏判断力的青年一代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另外,像电影、电视之类通过画面来显示意义,观众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思考的可能性受限,使观众更容易受到表面逼真性的蒙蔽。现实的状况也让我们不能否认,由于过多地关注人生快乐与轻松,缺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想,使美成为点缀、成为装饰、成为广告、成为大众情人,美就这样被污染了,这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的。
总之,“美学生活化,生活美学化”这一审美文化现象,还处在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其长处与短处并存。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初衷和目的是积极的。美学的目的就是用真、善、美去娱人,至于它涉及现实功利关系,实在不是其本意。在审美艺术的仿真能力被现代技术超越的情况下,审美艺术的社会和认识功能只能是以前少数人所规范和垄断的传统审美艺术形式的消解。工业化使原来那种少数人垄断的知识霸权和资本利益服务的传统审美艺术形式转变为新的审美艺术。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语境下,一个国家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其它国家的影响。因此,我们要与时俱进,保持清醒的头脑,批判地吸收有利于本国美学发展的审美意识。同时,我们还应该融入到这个全球共同创造和享受的审美意识形态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眼于融合与创造,将精英审美和大众审美结合起来,在两者共存的前提下共同发展,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
[1]克劳斯·霍内夫:《当代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3]汤因比等,王治河译:《艺术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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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这一实验性质的舞蹈作品而言,单纯的技艺呈现、叙事再现、情感表现都已经远远不能餍足其探索的野心,对于舞蹈本体的智性叩问才是关切所在。叩问的钥匙与津梁就在于“即现”这一概念,全场舞蹈水银泄地般由这一中心播散开去;而在自由跃动的舞台表现最终汇聚浮现的,却又是“即现”这一理念。
严格来说,“即现”并非是既有的理论术语,依照编导万素所提示的创作理念,其中蕴含着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两套思想资源,一是中国古典的“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与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天地之气俯仰相依,如云出岫,流转无定,如雁过寒塘、物来即现,打破本质与现象、潜在与呈现的分隔,物我不隔、理事合一;二是力图通过舞蹈的自发呈现来展开对于潜意识的探索,而这一理论则可以归之于柏格森-弗洛伊德-德勒兹一路,对于在时间绵延之中展开的意识的直觉观审,而这一观审将直接即现于身体,在这一直接呈现之中摈除分析性的理性省察,从而打开人之内面的幽暗大陆。而整场舞蹈作品也多头进发,从不同的维度较为饱满地展开与呈现了对于舞蹈“即现”的探索。
一、古典与现代:“即现”舞蹈的文本细读。
作品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展开了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随着中国古典名曲《春江花月夜》的优美而富丽的乐声,各位舞者展开“类古典”的舞蹈呈现。在此称为“类古典”,是因为在舞蹈编创之中打破了现代古典舞编排所要求的格套与程式,而以内设结构点的方法来赋予舞者更大自由,在结构点之外的舞蹈部分将由舞者自由发挥,从而在一种古典舞的。姿态中展开着现代舞的理念。而在这一部分的舞蹈之中,由于结构点的内设,形塑了区别于后两场相对节制的古典风格。这首先体现在这场舞蹈存在着明确的中心,当台上的舞者翩翩起舞时,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全场的焦点也是落于某个单个舞者的舞蹈表现之上的,就如同乐曲的一个个单独的音符,通过舞者与舞者之间的相互呼应、承相接递呈现出了绵延的时间感。单个舞者的舞蹈呈现强调了古典的舞蹈训练所要求的翩跹顾影、似身有坠物等要求,而在群舞时又能如传统行草一般呼应勾带、依势而动,从而舞蹈整体呈现出气韵生动的传统美学风貌。通过舞者或单独、或成对、或结队,在舞台的左右两侧自此向彼、如云出岫般翩跹流转,营造出夜月春江“滟滟随波千万里”的婉转畅快。如果说第一部分的《春江花月夜》试图探索舞蹈“即现”的古典维度与时间向量,而第二部分的舞蹈《多重艺术的融合》则更多征用了西方思想资源,探索“即现”舞蹈的空间维度。首先在第一小节的舞蹈中,在舞台左侧安置着即兴的吉他伴奏,而舞台右侧则是沙画艺术家在进行即兴的沙画创作,沙画被投影在幕布背景上。前景上是昆曲表演者抑扬婉转地唱起《牡丹亭》中“游园惊梦”的著名选段,随着曲词,背景幕布的沙画上呈现出曲院风荷、亭台楼阁,转眼之间又化为美人笑靥。同时,随着昆曲声音暂歇,在舞台的后景上年轻的舞者穿着各色纯色的小丑服登台,每位舞者不仅被分配了一种色彩,同时仿佛也被指定了一个音符,各位舞者唱起属于自己的那个音符,但组成的却不是一首和谐乐曲,而更像是对原先的昆曲的反讽,众位舞者唱毕,由此展开舞蹈。
在舞台空间之上,左侧的吉他弹奏,右侧的沙画表演,前景的昆曲演唱,后景的即兴舞蹈,以及背景幕布的沙画投影,都承载着观众的目光焦点,都可以作为舞台的中心。原来第一部分《春江花月夜》所构筑的线性的、历时的、绵延的舞台结构被打破,呈现出后现代的多中心、平面化、反讽性、拼贴化的整体风貌。这些舞台中心无法用一个单一的逻辑结构贯通起来,后景的即兴舞蹈会上前围绕在昆曲表演者与沙画艺术家周围,仿佛在询问、仿佛在观看又仿佛在展示,共同演出一场意义未明的默剧。这一幕意义未明的默剧,包括倏忽而逝的沙画、古典韵味的昆曲与前卫而晦涩的即兴表演,以及疏落随性的伴奏,这一切都从日常生活之中,从既往的舞蹈程式中抽离出来,通过凝缩、象征、润饰与移置,展现了一场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如编导万素所言,这场实验舞蹈作品的探索目的之一是“运用心理意识的潜在性,从而唤起身心言说的条件”,在潜意识的挖掘中呈现“即现”舞蹈。而《多重艺术的融合》的第二小节,将这种对于潜意识的挖掘引向深入。
当这一幕舞蹈开始时,昆曲声歇,沙画艺术家也停止了作画,在幕布上投影了一幅彩色画作,仿佛稚童随手所作的蜡笔画。随即舞者上台,或手持箱子,或扫把、或皮球、或长棍,甚或推上了下面装了滑轮的白色的塑料牛像。每位舞者都各行其是,这些日常器具被摒除了日常的功用,桌子不用于摆放,而是被竖立起来,扫把拍打着皮球,不明所以的塑料白牛穿插在即兴表演的舞者当中。虽然舞台上的其他即兴艺术创作暂歇,但是舞台上的每个自行其是的舞者都成为了中心,这些共时的中心无法被编织到历时的连贯叙事中去,观众们目瞪口呆。舞者多彩的服装,各色的器具,无意义亦无目的的行动遍布了舞台,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疯狂谵妄,却又如此缤纷多彩、稚趣盎然,难以言喻的迷人,仿佛是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bosch)的绘画《尘世乐园》的舞蹈复现。而福柯对于这位画出了《圣安东尼的诱惑》与《愚人船》的画家独寄心香,认为其展示了人之意识底层中的疯癫谵妄,这样一种晦暗而无序的状态,固然是明晰精神的对立面,但同时它也催化出一种表象之下的真实,让人们对于自身和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这一幕舞蹈对于“潜意识”的开掘,也恰与之相似。而第三部分《青春不羁》则从另一个角度打开舞蹈“即现”的可能,在这一幕中,舞者呈现的不再是《春江花月夜》中那个承载着传统美学观念的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也不是《多重艺术的融合》中开掘着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而就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级中国舞班成员在青春进行时中的自我,表达着某种个体在粗暴轻浮的社会规训之下晦涩难言的青春体验。
这一场舞蹈在仿佛上级对于下级的严厉粗鲁的训斥声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训斥声歇,舞台漆黑一片,顶上悬挂有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灯笼,仿佛一排幽暗的星辰,星辰缓缓落下。灯光渐起但舞台依旧幽暗,这时《春之祭》阴郁而神秘的乐曲声奏响,舞者身着稚趣的纯色小丑服,却带着象征成人世界的领带,开始翩翩起舞。在幽暗之中,这一切就似乎是在森林之中的原始祭仪,遍布了隐晦的秘密。突然《春之祭》乐声停止,换为刘欢的《重头再来》,同时灯光大亮,而舞者的舞蹈表现也由阴沉节制化为热烈开朗。但随即这样的励志歌曲也止歇,《春之祭》复又响起,灯光复又幽暗。在《春之祭》的片段与中国流行歌曲之间(如《重头再来》《时间都去哪儿了》等励志青春题材)的切换之中,舞蹈鲜明地呈现出充满张力的两种样态,表现着青春的“暗面”与“明面”,前者或许隐喻着青春的本己体验,它是私人性质,是隐没在黑暗之中的,是残酷的,而后者则是一种青春之歌式的昂扬明朗、励志奋斗。就舞台呈现来看,这幕舞蹈无疑侧重于前者,“暗面”的舞蹈与音乐极其富于质感,使得夹杂其间的“明面”舞蹈如同偶尔略过幽暗池塘的天光云影,显得虚幻而轻浮,反衬得这些流行歌曲的励志话语如同廉价的成功学套话。如果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青春的“暗面”是一种实在界(thereal)体验,而“明面”则属于象征界(thesymbolic),象征界试图以语言、以大词(如大写的“青春”、励志、奋斗、重头再来等)来将实在界残酷的青春体验叙述为励志故事,但却永远无法穿透与包裹这一实在界体验。而这帮年轻舞者或许通过这一舞蹈呈现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初夏,而是一场春寒,是在冬末春初冰冷冻雨中的抽枝发芽。最后,象征成人世界的规训与权力的训斥声再次从天而降,舞者们纷纷倒下、相与枕藉,青春散场,幽暗的大星复又返回天际。
二、艺术与智性:“即现”舞蹈的历史自觉。
总体来说,万素编导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舞蹈探索与实验。在层累了“技巧的舞蹈”、“再现的舞蹈”、“表现的舞蹈”诸层面的同时,又以“智性的舞蹈”来将之加以统和。也即这场舞蹈中无疑有着技巧的层面(无论是训练、编排或是演出的技巧),有再现的层面(无论是以叙事、象征或是讽寓的方式来再现),有表现的层面(无论是对显意识感受或是潜意识图景的表现),但又与这些层面都拉开距离,以断裂的姿态来对舞蹈本身展开反思,自觉地以舞蹈呈现来思考与探索属于舞蹈本体层面的问题,从而使得整场舞蹈呈现出一种智性质感。
这些层累于这场舞蹈作品中的共时层面,其实也是历时的艺术史与舞蹈史发展的诸阶段,而回向自身、对于本体展开智性反思正是艺术的一种现代自觉。对此,不妨从黑格尔、丹托对于艺术发展阶段的论述开始。在黑格尔唯心哲学体系的宏大叙事,其主线即是精神(geist)由“自为”走向“自觉”,当精神发现自身即是世界,世界复又是自身的时候,历史便走向了终结。而艺术、宗教、哲学则是这一历程的最高阶段,也即绝对精神的阶段。随着精神内容的逐渐扩充、明晰与自觉,客观物质形式逐渐褪去,精神经历了原始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并在浪漫型艺术中,走向无限的绝对精神已经不再满足于艺术有限的感性形象,从而转入以宗教的情绪与观念来呈现与表达,最终走向哲学的自由思考,并在哲学的自由思考之中,精神实现了最终的自觉。
丹托将黑格尔精神发展历程,缩放到艺术发展阶段的叙事中,故事的主角不再是黑格尔式的精神,艺术也不再是精神的自觉之旅中的一段路程,而是艺术成为故事的主角,展开这一由自为向着自觉的过程。当艺术不再以摹仿再现外在事物,或是表现传达情绪感受来作为自己的目标,甚至也不再只关注于自身的形式层面,而是直接对观念层面的艺术本体、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直接发出探问时,艺术便真正具有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自觉。当杜尚为小便壶签名并且命名为《泉》时,当安迪·沃霍尔将日常的布里洛盒子放进艺术馆的陈列厅中时,这些艺术品无疑无法以传统表现性艺术或再现性艺术的评价__标准来衡量,它们甚至也超越了盛期现代主义(highlymodernism)对于艺术形式层面的关注,而是开始探索何为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等理论问题。正如丹托所言,“一旦艺术自身提出了真正形式的哲学问题——即艺术品与真实物之间的差异问题——历史就结束了”。而在舞蹈史之中也有着相似的脉络,如彭锋就依照舞蹈美学思想与艺术实践的范式转换,将之分为以原始乐舞为代表的娱乐性舞蹈、以动作芭蕾为代表的再现性舞蹈、以古典与新古典芭蕾为代表的形式性舞蹈、以现代舞为代表的表现性舞蹈,以及以后现代的观念性舞蹈。其中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划分中,“舞蹈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视觉艺术中的唯美主义而非形式主义,而视觉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更接近舞蹈艺术中的表现主义”,现代舞在舞蹈史发展阶段上的位置,对应于以形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在艺术发展全幅上的位置。
舞蹈艺术中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苏珊·朗格,从其符号论美学的视角,将舞蹈视为表现虚拟情感的虚幻的力与虚构的姿势,由于舞蹈中的情感与姿势是虚幻的,舞蹈的表现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舞蹈艺术逐渐获得走向独立的自我意识。但同时由于舞蹈被规定为对于情感的表现(即使这一情感是与现实情感有别的虚幻的情感),从而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并不完全,而舞蹈艺术的发展还保有冲破这一范式的历史冲力。而在现代舞蹈艺术实践中,这一关节点或许可以定位在编舞家默斯·坎宁汉(mercecunningham)与其后的舞蹈家崔莎·布朗(trishabrown)、伊芙·瑞娜(yvonnerainer)、史蒂夫·帕克斯顿(stevepaxton)之间。坎宁汉提出“纯舞蹈”的艺术观念,将纯粹的动作当作舞蹈的唯一内容,不仅摒弃了舞蹈的叙事功能,而且否定了舞蹈的情感表达,不将任何情感和情节作为舞蹈的线索和依托,坚持身体动作本身便是舞蹈的意义所在。可以说坎宁汉的舞蹈观念将舞蹈艺术的自律与独立推向了高峰,而后的帕克斯顿等则接过了对于舞蹈本体的关注,进一步展开对于舞蹈与非舞蹈界限的探索,如帕克斯顿的舞蹈作品《满足爱人》(satisfyin’lover)就展示了一群舞者在舞台上来回走动,与他们在大街上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这些现代舞致力于以舞蹈艺术的形式思考理论观念的问题,而不再以表现或者再现作为评判标准,塑造着舞蹈艺术的自反(reflective)品格与智性向度。通过与西方艺术史、舞蹈史脉络的比较,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敏锐的思考力贯穿了舞蹈的技巧(形式)、再现、表现等层面,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无疑是一场充分意义上的现代舞作品,体现着现代艺术的历史自觉。
三、本体与表意:“即现”舞蹈的观念探索。
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以舞蹈呈现来探索观念与理论问题,触及了舞蹈本体与表意的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呈现并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的两极;二是探讨了现代语境中舞蹈表意的象征(symbol)与讽寓(allegory)两种模式;三是以“即现”来含纳中国美学传统,开创有别于西方现代舞“即兴”表达的中国现代舞形态。
首先,万素的《流淌在时间中“即现”的舞蹈》呈现而且思考了舞蹈艺术形式的规定与偶发两极之间的关系。任何艺术都有其“形式”,而依照阿多诺()的定义,“审美形式应当是艺术作品中所有显现成分的客观组织”,将所有这些成分连贯和结合起来。在这一意义上,形式作为“所有逻辑性契机,或者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艺术作品中的连贯性”的显现,是将艺术品的构成要素——无论是音乐中的声音、绘画中的笔触、文学中的文字——连贯在一起的中介。如果说审美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统一连贯的一面,那么艺术的另一面相就在于其美学偶发性,即艺术作品中事前并未被加以计算,不可预测亦不可控制的方面。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有一定的随机与偶发的要素,即使是古典与保守风格的绘画,其中的笔触亦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呈现,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与变动,而即使是精心编排的舞蹈作品,每场演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重现与复刻,其中都有着偶发性发生与嬉戏的空间。而在现代艺术之中,无论是超写实主义的“自动写作”、抽象表现主义的行动绘画或是先锋音乐的诸种实践等等,都将目光聚焦于经典艺术所轻视甚至加以摒弃的美学偶发性。而在舞蹈艺术中对于美学偶发性的探索,还鲜明地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舞蹈艺术究竟能容纳多少这样的美学偶发性?而这样的探索又有怎样的思想诉求?__就万素这场舞蹈而言,这一件舞蹈作品有着两场表演,由于对美学偶发性的主动寻求,两场之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与面貌,如在第二部分第一小节中,由于设定了吉他演奏、即兴舞蹈、昆曲演唱、沙画表演及其屏幕呈现等多个中心,加入多种艺术种类与媒介的互动,使得其中的变量陡然加大,在确定的艺术框架下相当充分地展现偶发与随机的魅力,这是中国现代舞蹈的可贵探索。而在这件舞蹈作品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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