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 阴影下自由教育的呼声上世纪初，民国政府大体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的是训政教育政策。国民政府在大学实行统制政策，引起一些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担忧：朱光潜主张自由教育应该是大学的基本理想，反对过度专门化的教育；梅贻琦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应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金岳霖说，在引起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迅速取得效果的尝试中，我担心全体人民逐渐地成为组织化的：以教育变成单纯训练的方式而组织起来，而且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也许就变成社会结构中的原子——而不是自由的原子。整个中国社会组织也许会被拼凑成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某种东西，很少有什么个体的创造性。我个人关心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最近几年关心大学教育问题。100 年来，中国大学教育到底往哪里走，一直存在着统制主义教育和自由教育之争。本文仅就 1940 年代民国大学教育中国家的、统制主义的教育政策与知识界关于自由教育的呼声，做一探微，对当时学者们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对教育弊端的批评，中国教育到底往哪里走，做一些简单介绍。 一 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战争在大片领土上爆发，对整个国家政策和教育政策产生关键性影响。在抗战之前，中华民国的教育政策已经从自由放任转变到统制制约。1940 年，清华大学教授萧公权回顾民国以来的教育政策，他说，1912 年至 1928 年，民国政府大体上实行自由放任的教育政策；从 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到 1940 年，政府采取的是训政教育或者党化教育政策。放任政策得失相参，恶果是教育界处于混乱状态，收获是在民国初年那种混乱状态中，一些学校和学生从自由中得到进步。鉴于放任政策的流弊，后来政府采取统制教育政策。这种做法显而易见的缺点是，政府对教育的管导过于注重形式上的成绩，而忽略内容发展，学校的教材、内容、证书、院系考试、效率都由政府来规定，政府对各校学生的真正程度缺乏有效的考核和奖惩。统制政策还带来其它一些缺点：政府注重党化而忽视党化教育的必须条件；推行政策的人注重排斥异己而不努力健全制度本身；着眼于党化本身，而不首瞩于教育内容。统制教育政策还体现在教育专门化和科学化上。相对于通才培养，教育专门化侧重于专家培养、知识培养，而忽略人格塑造和自我的全面发展。相对于人文教育，科学化成为大学教育主流，尤其是应用科学得到极大重视。政府关心工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关注实用课程，例如科学、技术、农业和医学等。原福建协和大学校长陈锡恩评价说，1928 年后，国民政府教育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教育，核心关怀是建设国家，改善民生，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近代那样一个科学技术主宰的世界，中国教育也由文学文化过渡到科学文化。抗战爆发时，原国民政府组织部长陈立夫改任教育部长，推行统制教育政策。当时被陈立夫委任为高等教育司司长的是前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后来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吴在1936“年说： 教育理想的确定与统一，乃是国民理想的确定和统一的先决条件，在国家危急的今天，国民思想的无政府状态，不免割裂国家意识，分散对外力量，实在是民族国家最大”“的危机。 因此，他提出： 今后的教育应该明白规定，以效忠民族国家为最高理想，不许分岐，然后才有统一的国民理想，”才可产生对外一致的力量。 战争爆发后，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就从自由放任收线了，有几个明显特征，对此，陈立夫在日记中也有反映：一要规定统一标准，不但提高程度，而且要和国家文化和建设政策相吻合；二要重视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再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三要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立科目要力求统整和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陈立夫的三大原则是要纠正大学课程不切国情和治理繁复的流弊，按他的说法是与英美提倡通才教育的精神吻合。蒋介石劝告青年人要从事小学教师、飞机师、工程师等职业。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蒋介石在 1943 年 4 月 5 日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演讲中，希望青年人确立人生观，学问以科学为第一，努力目标以建国为第一，从事职业以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