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教育心得体会和感想 规范教育心得体会和感想怎么写(四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描写规范教育心得体会和感想一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加，我市各级政府强化依法管理，使民办教育取得长足的发展。全市现有民办中小学(含职业中学)共有219所，在校生6.7万人，占全市中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1.5%，三城区民办小学在校生3.8万人，占三城区小学在校生总数的3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民办职业培训学校69所，年培训量为5万人次。

民办普通中学专任教师1439人，占全市普通中学教师的9.88%;民办小学专任教师2262人，占全市小学教师的12.33%;职高教师173人，占全市职高教师的16.27%。教师的学历以中专、大专为主，其中除聘用的退休教师具有教师资格外，大多不具备教师资格。教师的平均工资约500元，幅度为250至1500元以上。

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由企业举办的办学水平高。如中天北京四中、车辆厂中学、川外附中学等学校，与全国名校合办，管理规范，教学质量好，设施设备较为先进，收费较高，学生大多是来自中、高收入的家庭。个人举办，以外来务工农民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在逐步提高。如白云兴农中学，办学理念新颖，内部管理机制灵活，发展为现该校已拥有学生20xx余人，教职员工250多人，学生公寓、实验室、运动场等教学设施齐全的完全中学，20xx年高考成绩名列我市前列，并被教育部评为优秀民办中学。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设施设备先进，一些贵阳市常住人口子女也要求进入读书。达兴学校在充分依托28中的教育资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方面积极探索，初见端倪。

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我市民办教育的现状，制定《贵阳市民办中等学校审批暂行办法》和《民办流动儿童少年初中必备办学标准》，成立了民办中学设置评审委员会，规范民办学校的办学标准。从20xx年起，每年拨民办教育专项补助经费20万元，帮助民办学校购置教学设备，其中80%用于帮助流动人口子女学校。20xx年，市政府拨专款300万元用于民办学校建校贷款贴息，帮助民办学校的发展。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民办学校的学籍管理、教学业务、德育工作、师资培训、教师职称评审等方面进行统一的管理，加强民办学校规范管理。

二、问题和困难

1、《义务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宣传力度不够，相关政策不配套。调查中感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新建、扩建民办学校，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 ”落实得不好，认识普遍不到位。民办学校申请信贷，不能以举办者投资兴建的校舍作为抵押，制约了民办学校的发展。征用土地新建、扩建民办学校，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手续复杂。民办学校的学生由于不具有本市户口，不能升入本市重点高中，而升入普通高中也需交3000元借读费，民办学校认为这直接影响民办学校初中阶段的办学规模及水平，也是不平等待遇，同时我市也失去一批优秀的高中生资源。一些办学者对教育的公益性认识不足，办学急功近利，对学校建设和发展缺乏长远规划。

2、民办学校内部管理不规范。我市民办学校90%是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办学规模小。办学者有热情，但缺乏现代教育管理知识，常常是家族式管理，而聘用的校长没有管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利于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学校的长远发展。

3、相当一批民办学校教育教学设施不能达标，设备简陋，办学条件差。多数学校是租赁民房作校舍，教室面积窄小，采光不足、通风不良，有的教室就是通道。课桌椅多是公办学校淘汰的，新旧不一，教具配置不齐，实验设备简陋，影响学校教学质量。一些学校缺乏安全保障措施，学生活动场地少，课外活动受限制。以流动人口子女为主的学校收费往往较低(约80-500元)，仅能维持教育教学低水平运作。

4、教学质量令人担忧。除兴隆中学等少数学校外，相当一部分民办学校的生源是外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家长对学校的教学质量要求不高，学生基础差别大，加上教学水平的原因，至使教学质量难以达到义务教育规定的要求。初中生的毕业合格率低。

5、职业培训专业结构不尽合理。我市的职业培训设置的专业虽然有四十多种，但市场需求量大的家政服务、药业加工等专业却很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

三、建议

1、加强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认识。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形式多样的宣传民办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宣传国家鼓励民办教育的政策和法规，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民办教育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教育，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扩大教育资源，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不同层次教育的需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民办教育，支持民办教育，为民办教育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制定民办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各级政府应将民办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各类民办教育的布局规模、办学条件、生源、师资进行全面的统筹，制定民办教育的发展规划，引导民办教育健康有序的发展。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审批民办学校，合理布局，保护合法办学，严厉查处违法办学，遏制恶性竞争。同时在流动人口密集地区，整合公办学校的办学资源，尽快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的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 的目标。

3、加大民办教育的扶持鼓励力度，改善办学条件。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需求日益增加，我市民办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依法逐年增加对民办学校义务教育的专项投入，促进教育公平，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办法，帮助民办学校解决贷款发展问题。

4、加强校长及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办学水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民办学校纳入统一管理，建立健全学籍档案和教师人才档案，对民办学校的教师资格认定，职称评定，业务培训、评先评优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制定相关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积极鼓励公办学校的教师向民办学校流动，以吸引优秀教师到民办学校任教。

5、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和监督，坚持公益性原则，诚信办学。建立和完善有关审批和督导评估制度，通过督导评估，对民办学校办学方向、教育教学质量、总体运行状况进行规范管理，促使学校依法办学，规范运行，健康发展。遵循社会与教学发展规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一个时间内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6、以市场需求为引导，合理设置职业教育专业。职业培训机构要调整办学方向，按市场需求设置专业，增强实用型和操作型技能培训，探索和民办学校接轨的方式，以适应我市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需要。

描写规范教育心得体会和感想二

以爱之名，用爱灌溉

【背景分析】

威廉·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赏识教育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挖掘学生的优点、闪光点，予以及时鼓励和赞扬，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的教育行为，使学生把教育的要求内化为自觉行为，促进学生健康主动的发展。对学生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他们将自身能力发展至极限的最好方法，是促使他们树立自信心、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成长中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截然相反的。孩子是变化发展的，教师的观念是要跟得上孩子的变化发展的。只有以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才会在引导学生获得知识的同时，责无旁贷的担当起孩子的心理健康医生，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使其人格健全发展，我们就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为他们的成长导航把舵。 爱是人类一个美好的永恒主题。人类需要爱，社会需要爱，教育需要爱，孩子需要爱。切莫因学生的某些不足就对他们放弃培养和转化。

【案例描述】

中途接班，学生金某对学习完全不感兴趣，作业不做，上课贪玩，考试成绩经常是个位数，老师头疼，同学厌烦。老师们苦口婆心地教育，收效甚微。我没有放弃他，主动地去接近、帮助他，在学习上对他降低要求，采取“小步勤挪”的办法，耐心辅导。我与他达成如下协议：简单的题目，做对一个，奖励2分。为了得到奖分，他上课开始认真写字了，虽然经常管不住自己，但有了转变;听写虽然不达要求，也有了进步。我每次奖分时，他向同学们投去羡慕的目光，轻轻地叹息着。我发现了他追求进步、渴望得到认可的优点，及时与他交流：“有进步!你把错字写会，老师二次检查，如果你全对，奖励5分，怎么样?”他点点头，算是对我的回答。每次到教室去，他总是主动地把本子拿到我面前：“老师，我改写完了!你什么时候检查?”此后，他多次得到奖分，心里美滋滋的。一次作业，他居然全对了。我给予他双倍加分、免一次作业的奖励。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同学们自发地叫好!这是有史以来金某第一次全对，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深深地体会到：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是促使孩子形成自信、走向成功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好办法。 我认为小明已经彻底变好了。好景不长，刚上语文课，一位女生眼泪汪汪地的报告：“老师，我的钢笔下课时放在桌子上，回来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是星期天爸爸花了三十多元钱才给买的!” 我马上意识到班里出现“小偷”，怎么样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学生呢!我马上进行了调查，下课时，只有小明没有出去玩。许多同学要求检查金某的书包。我慎重地说：“也许哪位同学拿着用，没来得及说，下课后给送回去。” 金某低下了头。下课后，我把全班同学带到卫生区打扫卫生，让他负责擦黑板。上午放学时，那位女生找到我：“老师，我的钢笔找到了。”我和他进行一次长谈：“金某，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有什么困难对老师说，老师帮你解决。”他泪流满面地承认了错误，保证不再重犯。

【原因分析】

行为规范不良的金某，由于父母离异，从小缺乏母爱，父亲信奉“棍棒教育”，对他关心很少，感情上的交流沟通也较少，发现不良习气非打即骂，使孩子从小

养成孤僻、贪玩的内向性格，平时很少交朋友。但是内心渴望得到老师、同学们的认可，但是“恶习”难改。爸爸有时对他关心不够，有喜爱的东西，没钱买，导致发生偷窃行为，以至于干了这件不该干的事。

【措施方法】

在本案例中，我首先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多处，从细节入手，从易到难，采用奖分的办法，激发他在学习上追求进步、渴望认可的本性，逐渐改变他的不良习性，特别是在集体教育行为中，他由于学习上的努力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他在班级中有了威信，树立了学习自信心，取得了进步。 其次，偷窃行为往往与家庭不良的教育方式及个人缺乏自制力有关。我在弄清学生偷窃行为的动机后，在为他保有自尊的情况下，以正面教育为主，又注意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教师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孩子的人格，保护孩子的自尊心，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挖掘其积极因素，切不可进行心理打击、变相体罚，说不该说的话，挖苦讽刺训斥都不可取采用了为学生保密的原则，以保护他的自尊心为前提，引导他的情绪和行为向好的方向发展。正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把一个学生的缺点和毛病公诸于集体，是一种非常细致的事情，要很有分寸，讲究方法，要有很高的技巧。集体对于个人施加的影响应当是使学生认识自己，对自己负责。”我正是将事件简单化，人性化，起到了借他山之石的作用。

【效果分析】

由于家庭等多种原因，造成了金某任性、孤独、自私、说谎、情感不稳定的性格特征，如果老师放任自流，那很容易造成各种问题。“孩子的成长需要欣赏，没有欣赏就没有教育。”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是赏识教育的关键。教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捕捉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并将其提炼成发光的金子，以积极的态度欣赏、接受和喜爱身边的每一个学生，不失时机地为他们的点滴进步而喝彩。对金某在学习上采用“小步勤揶”的激励措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批评教育效果好。 孩子毕竟还是孩子，人无完人，孰能无过?偷窃事情发生后，当发现犯错人时，我庆幸自己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教训他，没有带着有色眼镜处理这件事。而是在保护学生自尊的前提下，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刻骨铭心，起到应有的教化作用。这次事件正是我冷静、巧妙的处理，让小明以正常的心态及时改正了错误，为他今后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

【理论阐述】

赏识是一种理解，更是一种激励。赏识教育，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法。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赏识他们，学生就会在不断被赏识的过程中快乐成长。而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的小明更是渴望获得赏识，他被忽视，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赏识。面对这些学生，依靠教师“孤军作战”，效果并不理想。只有以教师为主导，营造氛围、创设群体赏识情景，发挥学生“群策群力”的作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棵树，如果花不鲜艳，也许叶子会绿得青翠欲滴;如果花和叶子都不漂亮，也许枝干会长得错落有致;如果花、叶子、枝干都不美丽，也许他生长的位置很好，在蓝天映衬下，远远看去绰约多姿，也流露几分美感。”

实践告诉我们，阳光属于每一个孩子。赏识教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展潜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时雨点红桃千树，和风染绿李万枝”，经常赏识你的学生，必将会迎来桃李芬芳的春天，让你品味到“百花争艳”的教育美景。

描写规范教育心得体会和感想三

中国现代教育以20世纪初废除科举、建设新学为起点，正好约百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鲜明分为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现代教育制度可以建立和基本定型。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激烈波动，教育制度多次重建，教育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相当特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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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民国期间逐渐成熟。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以1922年的新学制和北京大学的更新为代表，象征着现代教育的老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一方面实施党治国，加强社会控制

同时使各项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在教学领域，通过对1922年学制的修改和调整，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学法制体系，学制和学校教学体系逐渐成熟和完善。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30年代基本定型。

1、国家教育行政体制。

清末教育改革的任务包括除旧和布新两个方面。1901年8月，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称兴学育才，实际上是当务之急。京师已经设立大学堂，除此之外，各省所有书院，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属州军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设立蒙养学堂。[1]全国掀起新学堂兴起的高潮，初步建立了包括大、中、小、幼各级学校在内的现代教育体制。由于倡导和奖励出国留学，20世纪初年出现了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高潮。新政时期教育转型最重要的三件大事：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设立学部。

1905年12月，清政府成立学部，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独立、专业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建设。此后，清政府中央官制全面改革顺利实施。各省设立学校部门，各厅州县设立学校，各县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小学堂成为学校主管，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紧急措施改革封建教育。1月9日，教育部成立，教育部直属总统。教育部设立总长1人，次长1人，下设3司1厅。该改革系蔡元培参照欧洲国家，简化原则，遵循民主集权思想。组织非常简单，除了总长、次长是政府的任命外，其他工作人员都不求任命，称为部员。之后，教育部组成了一些修订。

地方教育行政建设主要以教育机构的独立设置和大事权为中心。民国初年，大部分省区在省都督府民政司下设教育科，管理全省教育事务。1912年12月，实行军民分治后，省行政公署设立内务、实业、财政、教育四司，教育部门设立司长一人，由总督推荐，由总统委任。教育机构的地位有所提高。1914年以后，教育部门被解雇，只在政务厅设立了教育科。1917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教育厅暂行条例》，规定各省设立教育厅，设立厅长1人，由大总统简任

大厅下3科，各科长1人，省视学4-6人，科员3人。

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周折。民国初年各县仍保留清末劝学所。1923年颁布《县教育局规程》，正式实施县教育局建设，市乡由教育局适当划分学区，每学区设立教育委员一人，由局长指挥，处理本学区教育事务。规定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为教育立法机关。董事会设立董事5人，除县视学1人外，其馀根据条件选举发生。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重大教育行政改革，实施了大学和大学区制。中央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用法国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是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构，设立了大学正副院长、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教育行政处主任和专家学者构成的大学委员会，成为最高评议机构。省市教育行政实行大学区制。也就是说，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机构，各学区内有国立大学，由国立大学校长统一大学区内的教育行政和学术。大学区设立评议会是最高审议机构，由大中小学校长、教师、教育团体、学术界人士等构成。

蔡元培开始的改革反映了教育独立的理想，旨在学术化代替官僚化，学者主持学务，促进教育行政学术化和大学委员会民主化。但是，这项改革实施一年多后死亡。1928年8月，蔡元培退休，11月，大学恢复为教育部。1929年6月，废除大学区制度，恢复教育厅制度。一些学者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理想太高，人们无法寻求臧，想使教育行政学术化，但结果却使学术机构官僚化。地方反对大学区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统一中小学，忽视中小学的实际需求，削减中小学教育经费，中小学成为附属地位，中小学教育界激烈反对。[2]大学院制和大学区制的改革是20年代自由主义氛围下浪漫制度变革的结束，之后社会逐渐纳入权威主义的规范、严格。

教育部组织、职能的完善，从1928年12月发表《教育部组织法》到1947年发表的第10次《教育部组织法修正》基本完成。确定的机构设置为秘书室、参事室、监督室、高等教育部、中等教育部、国民教育部、社会教育部、边疆教育部、国际文化教育事业所、总务部、会计部、统计部、人事部、资料研究室。

教育部制度的特色之一是设立专委会。教育部专科委员会始于大学时期，《教育部组织法》将其列入编制，数量呈增加趋势，如教育研究委员会、国民体育委员会、语文推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指导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等。这些专业委员会根据需要制定，各有章程和条例，在教育部部长和次长的指导下，规划教育方案，议复部长提出议事。成员多为各领域着名专家，如规定教育研究委员会有25至40人，其中有教育研究经验的国内学者占20至32人，在中国从事教育多年成绩的外国学者5至8人，有助于教育决策的科学化。

1931年发表的《修正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行政组织采集委员制，设置5厅，教育厅与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秘书厅并立，教育厅长为省政府委员。教育厅管理的事务包括各级学校、社会教育事项、教育和学术团体事项、图书馆、博物馆、公共竞技场等。教育厅虽然不同于民初直属中央教育部，但大，人员多，职权和地位比民初提高。该省区教育行政制度已实施至1949年。

30年代县级教育行政经历了从裁局设科到恢复设局的变化。1930年发表的《县政府组织法》规定县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局

1933年后，县政府规定一律以设科为原则。1939年国民政府实施新县制时，重申改革局为科，全国各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县长统治教育权，教育科只是辅助，不能单独行文和独立对外谈判，教育地位明显下降。之后，教育部和教育团体多次委托行政院县级教育局制

但直到1947年才恢复县教育局。

2、基本学制和学制。

中国现代学制从清末新政时的龟卯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学校制度、大学制度也完成了旧的转变。

1904年1月，清庭批准了张之洞主持的《奏定学堂章程》，称为龟卯学制。龟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发表并在全国普遍实施的学制，结束了中国数千年来教育无章程、学校无系统的状态，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

龟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上是模仿日本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初级教育段(蒙养院、初级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级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

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22年。除此之外，还有最高等级的通儒，学制5年。龟卯学制对蒙养院的规定是中国幼儿教育制度正式建立的开始。龟卯学制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方针，但在教育内容上打破了儒家古典统一天下的局面，突破了培养官僚精英的单一目标，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在普通学堂以外建立了师范教育和实用教育体系。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该学制一直延长到1911年清朝的霸权。

民国之初，1912年9月发表了新的学制，第二年陆续发表了各种学校章程的修改和补充，历史上被称为壬子龟丑学制。该学制以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取代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各级学校都废除了学校

取消贵族学校；

体现男女平等思想，初等教育执行男女同学，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可以为女孩独立设立学校。学校系统基本上继续龟卯学制，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缩短，初中4年、高中3年、初中4年、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初中17年到大学18年，合计缩短了3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1922年的民国新学制成为现代教育成长的象征性事件。它是由民间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讨论制订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直接参与新学制讨论制订。1922年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济南召开的全国教育会第全国教育会第8次年会讨论修正。1922年11月1日，大总统命令发表了《学校系统改革方案》。

1922年的新学制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模式的影响。中小学的学制从原来的七四制(小学七年、中学四年)变成了美国式的6-3-3制(小学六年、中学、高中各三年)。该基本学制自1922年确定以来一直沿用。另外，改变了原学制中相对独立的实业学校体系，改变了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混合的综合中学制，即美式单轨制。明确中学实施学分制和选择制。高中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大学废除预科，采用选科制。1922年学制发行后，各级教育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处于自由宽松的发展状态。

作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民国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视立法。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中华民国宪法》下有《教育法》或《教育基本法》和《教育部组织法》，部门法下有各种规程、条例，以下有规则、细则、方法，教育立法数量多。据统计，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间，国民政府发表的重要教育法规法令达到了1200多件

从1930年到1945年的15年，单一高等教育法规有335项。立法重视稳定性和连续性。例如，大学规程自1929年公布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直到1974年台湾当局才修订。[3][3]

30年代教育立法的背景之一是纠正20年代放任主义的偏差，整习滥用的弊病。教育立法、整顿的方向是面向权威主义、整合性、严格训练主义，一反五四后的自由风气和比较灵活、开放的美式教育，建立中央集权的教育体制和严格训练的教育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这些教育法规详细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大纲、培养目标、修理年限、课程、设置、设备管理、编制、教师、行政、经费、成绩调查、入学、毕业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将个人学校和华侨学校牢牢地放在政府的控制下。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学法》、《师范学校法》、《职业教育法》和1933年颁布的《中学规程》，改变了20年代建立的美式综合中学体制，改为欧式单科中学制，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取消学分制和选修制，实行严格的毕业会考试制度。1933年颁布的《中小学正式课程标准》，确定完全实行学年制，学校科目和课程整齐，没有融通馀地，教育钟摆又回到了以前。这是在一定发展阶段提高教育质量、规范、统一教育的需要，也包括国民党的认真思考。

、加强控制的需要。

大学制度在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12年，蔡元培作为民国政府的首届教育总长亲自制定《大学令》，确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明确建立“教授治校”的制度。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大学的改革，奠定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价值，以及“教授治校”的制度，实行民主办学。北京大学逐渐成为现代思想学术的重镇，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源泉。

南京政府时期，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多次修正改变。一方面是规范和引导。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以及《专科学校组织法》和《专科学校规程》，对高等教育系统重新加以修订，规范大学、学院的设置，鼓励发展理、工、农、医等实科。从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计，教育部建立统一标准，统一学系名称、统一课程，乃至成绩评定，在抗战开始后，加紧进行这一规范。如1938年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后制定《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等等。这一做法虽然有利于规范、提高高校的课程质量和教育水平，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的自主权，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遭西南联大等校的抵制。

为提高大学教育质量，严格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任职资格，提高教员薪水和改善工作、生活条件。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400元，副教授400-260元，讲师260-160元，助教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简任部长基本持平。在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模糊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

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4]

3、多元化教育格局

在国家和政府之外，民间组织的发育、“公共领域”的扩大，从而形成所谓的“